发展经济学的传统观点认为资本形成是一个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推论：那些具有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从而更易于资本积累的地区，工业化的进展应当较为顺利；那些农业生产条件不好，更难以资本积累的地区，工业化进展应当较为迟缓。虽然用以印证上述观点的事实比比皆是，但我们也应注意到一些足以挑战这一主流观点的特定事实：在一些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其工业化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与之毗邻的、农业生产条件较差的地区。本书认为：农业生产条件对于传统农区工业化并不仅仅具有正向的资本形成的效应，还应包含了一个负向的抑制效应。本书将这个抑制效应称为农业生产条件所形成的“资源诅咒”。

农业生产条件所形成的“资源诅咒”是传统农区工业化起步阶段的一个陷阱。本书在第二章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核心的假说以解释其作用的机制：农业生产条件的禀赋差异对于企业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选择作用。具有较好农业生产条件的地区，不易形成企业家群体，从而不利于启动本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更易于形成企业家群体，从而有利于启动本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为检验这一假说，本书的第三章利用河南省18个地区13年的经济发展数据进行了经验研究。计量结果未能拒绝本书关于这一特定类型的“资源诅咒”的假说，但这种特定的“资源诅咒”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它是一种U型曲线的影响方式。这种现象仅在农业生产条件均不太良好且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才发生。而后则表现为主流工业化理论所指出的那种结果。计量研究的结果同时也显示农业生产条件的比较优势可能会产生一种“挤出”效应：经济的繁荣周期及金融发展情况会因为这种比较优势的不同而对创业活动产生一个非线性的影响。农业生产条件的比较优势抑制了经济的繁荣周期和金融发展对创业活动的积极影响，从而产生一种“挤出”效应。此外，计量研究的结果也显示：正规金融的发展和民间金融的发展可能是同方向的，但是二者的发展速度则有可能是相互消长的。

经验研究的结果较好地支持了本书提出的假说，但这一假说依然需要更为完整的理论上的解释，以阐明“资源诅咒”的机制。本书的第四章通过一个职业选择模型来对这种机制进行解释：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异导致务农收益的差别，这个收益成为创业活动的机会成本。较好的农业生产条件意味着创业活动较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在机会成本的意义上抑制了具有风险性的创业活动。同时，理论模型着力刻画了导致这种“资源诅咒”所必需的条件。第一，有限的融资能力。之所以会出现“资源诅咒”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状况下的有限融资能力限制和约束了创业规模大小。如果传统农区的居民不受金融抑制的影响，那么创业将提供高得多的报酬，农业生产条件所能带来的职业选择的机会成本的差别也将不再重要，从而不会存在这种“资源诅咒”。第二，劳动力自由流动受到限制。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民无法自由流动和自由选择职业。正是这一原因导致创业活动的机会成本由农业生产条件所决定，进而形成了传统农区这种“资源诅咒”现象。如果劳动力可以大规模地流向城市，流向具有更高工资收入的城市制造业或者服务业部门，那么创业活动的机会成本将不再由农业生产条件来衡量，从而不会再有上述“资源诅咒”的解释。第三，居民关于消费和储蓄的偏好类型具有拟线性偏好的特点。在对传统农区“资源诅咒”问题的解释上，依赖居民的储蓄函数随收入递增的特点。这与低收入经济体所呈现的恩格尔定律相一致，也与经济起飞理论相呼应。第四，市场整合有限。如果市场整合良好，那么创业者投资机会的选择将不再局限于当地产生的投资机会，企业家可以在整个市场寻求投资机会而不会一定形成当地的工业化。因此，传统农区的“资源诅咒”这一现象也仅限于这一特定条件。随着市场整合程度的提高，资源更为优异的地区将获得更好的发展和投资机会，“资源诅咒”这一现象也将不再存在。

在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产业转移为传统农区的工业化开辟了新的道路，企业家形成和发展机制更多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因素是决定外来企业家形成和发展的关键。

最后，本书总结了此项研究的诸多创新成果及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继续研究的方向：从横截面及时间序列两个方面拓展研究数据，以期使经验研究具有更好的效果；引入制度和文化等控制变量，以避免在时间序列数据拓展以后，此类影响因素的扰动；引入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使研究可以贴近当前的社会经济环境；验证在本书中提出的一系列新假说如“农业比较优势陷阱”及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的“挤出”效应；将本书的理论模型动态化，从而使研究的内容不局限于比较静态分析，而是可以从动态一般均衡的意义上解释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