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关税壁垒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推动下大幅降低，贸易非效率性及与之相关的贸易成本对贸易增长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旨在消除跨境贸易中机制性障碍的贸易便利化问题逐渐进入学者的研究范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货物贸易规模大幅缩减，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入贸易便利化改革的行列中。可以说，对贸易便利化问题的探索和实践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面临金融危机的重创和振兴经济的紧迫需求，奥巴马政府在以往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基础上实施了新一轮贸易便利化改革并取得较好成效。中国作为全球货物贸易大国同样经受着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的严峻考验，贸易便利化也已经成为未来贸易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站在“十三五”战略时期的新起点，系统研究美国贸易便利化改革不仅是对相关研究成果的补充，而且对于尚处贸易便利化进程起步阶段的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本书由七章构成。第一章为绪论，阐明了本书的选题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从自由贸易理论、贸易成本理论以及制度变迁理论三方面梳理了贸易便利化问题的相关理论，为后文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章为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背景及现实依据，深入分析了新一轮改革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动因，并归纳了美国政府制定改革方案的现实依据。第四章为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基本框架、内容与特点，在前章分析的现实依据基础上阐述了此轮改革的基本框架，梳理了出口促进、贸易融资、出口通关、货运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制度环境六个方面的代表性改革措施，并从改革目标、范围、方向、内容以及举措方面总结了此次改革的主要特点。第五章为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成效与制约因素，依据改革内容构建了包含出口促进、贸易融资、出口通关等在内的便利化综合指标体系，评估了改革在提升美国贸易便利化水平方面的成效，利用贸易成本模型测算了改革在降低货物出口贸易成本方面的效果，定性分析了改革在促进金融危机后美国货物出口贸易增长方面的成效，并阐述了改革过程中所暴露的制约因素。第六章为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出口增长效应实证分析，利用前文构建的综合贸易便利化指标以及六个单项便利化指标，构建了出口引力模型，检验了改革措施在总体货物出口规模、主要产品出口流量、不同规模企业的出口绩效三方面的出口增长效应，并在测算美国货物出口潜力实现程度基础上分析了下一阶段美国货物出口贸易走势。第七章为研究结论及启示，基于前文研究归纳出本书主要研究结论，并阐明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若干启示。

本书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其一，奥巴马政府贸易便利化改革的过程和结果对贸易便利化相关理论进行了现实验证：奥巴马政府通过贸易制度与政策的优化和创新确实有效降低了美国货物出口贸易成本、扩大了出口规模、挖掘了出口潜力；同时，在非关税壁垒林立的影响下，推行贸易自由化仍是实现贸易利益的明智选择；但在改革过程中，理解、尊重和包容历史因素的作用是重要的。其二，当今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唯有承担起大国责任，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共同推进稳定、均衡、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才能够最终有利于其货物贸易稳定发展。其三，在此轮改革中，奥巴马政府把握时代和科技发展潮流，“以共享经济为理念的出口促进便利化改革”以及“以增强全球互联互通为目标的贸易基础设施便利化改革”对拉动货物出口增长的影响较显著。这一结果也表明，打破束缚、不畏成败、积极开展新制度的探索与实践是实现便利化改革红利的关键。其四，此轮改革执行结果与目标尚存一定差距，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两党分裂的政治现实、中央与地方分权治理的管理体制、赤字财政的长期压力等国内体制因素制约了本轮改革的政策空间，而“逆全球化”风潮的再次兴起以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难度的不断加大也对改革提出了新的严峻考验。新一届美国政府唯有继续深化改革，积极消除改革制约因素，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获得改革红利。

本书从上述研究结论中获得对未来中国发展对外贸易以及推进贸易便利化进程的若干启示。首先，中国应担起大任，努力推动开放、均衡、包容与普惠的“新经济全球化”，实现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其次，中国政府应尽快完成贸易便利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在改革实践中以创新驱动便利化进程；再次，加速贸易促进体系现代化，建立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型、共享型政府；最后，改善基础设施，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以及地理联通、网络联通、人文联通和制度联通四个方面增进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

在“特朗普时代”，美国货物出口贸易增长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中美经贸关系也存在着挑战与机遇。特朗普总统对“贸易公平与均衡”的强调、美国政治体制赋予总统的贸易政策灵活性、贸易部门核心内阁成员“反华”政策倾向均预示着中美贸易摩擦将有所升级。但美国基建投资政策为中美经贸合作提供了无限商机，2017年4月初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海湖庄园会晤取得积极成果，为未来中美关系稳定前行定下良好基调。中国政府应该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经贸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