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经济增长的现实背景来看，经济增长速度虽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环境污染、生态退化严重，经济增长资源约束和环境成本过高的状况没有改变。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两难问题、如何采用经济手段实现经济环境的和谐发展引起我们的重新思考，环境与经济增长方式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本书选择环境成本内部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为研究主题，试图从理论上探讨环境成本内部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内在机制，同时运用经济运行数据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经验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我国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和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政策，为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提供理论基础与制度机制。

首先，本书从系统观点和熵定律的视角分析了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耦合，两系统各子系统之间和各层次之间相互交融形成一个组织体。经济人假设环境理性的缺失以及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依赖性，需要一种经济理性与环境理性相统一的经济行为理性，由此产生环境理性经济人。环境理性经济人应是环境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其次，本书分析了环境成本的经济含义与特征，认为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是环境服务功能的经济学化，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对环境资产消耗产生的成本，具有社会性和外部性的特征。环境成本由环境资源耗竭补偿成本和环境影响维护成本以及环境保护预防支出组成。分析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含义及其与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关系，认为环境成本内部化可降低企业和行业的污染排放量，延长可枯竭环境资源的采掘期限，防止可再生环境资源过量开发，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接着本书在一个引入环境资源的两部门模型中，分析了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增长路径，得到平衡增长是可行和最优的条件，这些条件不但与生产和替代弹性有关，而且与环境再生函数有关。由于环境质量作为要素进入生产函数，环境质量的增长率影响产出的增长。要使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促进清洁型生产技术的进步、实行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以提高环境的价值等。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认为在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一种倒U形的关系。本书在对EKC的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在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下对EKC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EKC动态地存在于经济的非稳态中，在经济中环保投资由不充足到充足是EKC存在的基础。通过运用2004～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中国近年来EKC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呈“N”形；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均GDP呈倒“N”形；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都呈“U”形关系；工业废水中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与人均GDP呈递减关系；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人均GDP呈递增关系。环境质量的改善不是经济增长所内生的结果，环境污染问题不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自动得到解决。产出方程估计结果支持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表明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污染型的增长，依赖高投入和高污染来实现经济增长，必须转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本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进行了测算。

环境成本低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一种理想的增长方式，对我国来说，相对资本和环境资源，劳动力比较丰富，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方式应是当前我国最优的经济增长方式，一般来说，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也是清洁生产产业。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转变各级政府的增长价值观。各级政府的增长价值观不应偏重于增长的经济价值，应实现增长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统一。其次是进行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基础的数据支持，并将资源环境核算纳入经济核算与各级政府的经济考核体系。再次是发展与完善要素市场，形成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一方面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资源产权制度，是形成合理要素价格体系的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有效的环境保护市场化，与污染相关的产品价格将全部反映环境成本和环境损失，外部化的环境成本内部化到产品的价格体系，使市场机制在产品全成本的情况下正常运行。又次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政策应以环境保护为目标，立足于生产的全过程管理，协调好经济资源与环境资源的配置效率。应扩大工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扩大劳动密集型工业中技术和知识密集的生产环节，如研发等。大力发展低污染、低能耗的现代服务业，使服务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最后推进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补偿方式有：财政转移支付、地方政府间协调、环境服务市场交易、生态补偿基金、受益者付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