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英国脱欧公投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果使英国出现了二战后就复杂性、不确定性而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2015年5月大选后英国政治、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态势发生了逆转，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面临巨大冲击，尤其是英国退欧时间表和具体形式迟迟未能确定，加大了英国退欧进程及其影响的不确定性。

回顾2015年5月以来英国内政、外交的走势，大选后常态化的政策发展与英国脱欧这一变局带来的新的调整、重组相继出现。卡梅伦政府努力实现增加就业、促进社会公平等大选承诺，但其实施的削减赤字、福利改革等实际政策仍以市场导向为主，带有明显的紧缩政策的烙印，使金融资本、精英阶层在经济复苏过程中获益更多，拉大了社会不同阶层间的鸿沟。

脱欧公投后，卡梅伦引咎辞职，特蕾莎·梅在党内竞争中胜出，成为新首相，其在当选后第一时间就表态关注民生问题，将缩小贫富差距、消除社会不公正作为新一届政府的首要议题。与此同时，工党内部左右翼分歧加剧，基层党员左转，科尔宾再次当选工党领袖，使该党面临在未来选举政治中边缘化，甚至走向分裂的危机。苏格兰民族党在地方选举中获得组建少数派政府的地位，加之脱欧议题的影响，英国再次出现在苏格兰举行独立公投的风险与挑战。

一年多来，英国政府面对脱欧公投这一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推进英欧、英美、英国与新兴市场关系及其参与全球治理等对外政策重点方面平衡取舍，也出现了战略重点优先顺序的争论。英国外交的传统实用主义、积极推进“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保持世界市场的开放性并从中获取最大利益仍是其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也是认识“后公投时代”英国对外战略走向和国际角色定位的线索。英国对外政策决策机制的新变化以及智库等非政府行为体在英国外交中的作用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成功对英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开启了双边关系的“黄金时代”，两国政府共同承诺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双边关系的中长期发展确立了方向，中英全面合作走向新阶段。一年来，两国在区域、产业发展战略的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方面取得了诸多新进展，金融、投资、并购等领域呈现出许多新亮点。与此同时，两国在推进务实性、探索性合作方面也面临更多具体、扎实的工作。

2015～2016年英国经济总体继续向好，但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住房市场价格、政府债务水平、贸易平衡等方面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特别是退欧加大了英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目前短期影响虽好于预期，但未来走势仍不容乐观。

近年来，英国政府推进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效果有限，经济增长依赖服务业的局面未出现明显改观，但英国商业环境良好、创新能力强、高端制造业发展潜力大等优势也给英国未来的产业发展带来机遇。在具有传统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产业领域英国继续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在传媒转型、电影制作和票房、足球联赛运作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也为中英人文交流的深化开辟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