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户籍制度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口信息制度，而且往往还是制士处民、征收贡赋、规定禄食、兴发力役、组织军旅的基本依据。仅就户籍本身来看，在各历史时期，虽然名称不完全一致，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其基本规定性是连续的，主要包括：户籍都是由国家（统治者）制定，以户（包括一定的组织、家庭或个人）为基本单位，以户内人口或部分人口等为主要登载内容，一些时期还包括土地、财产、赋役，往往内含或隐藏着大量与人、户相关的其他意义和功能。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仅是“嵌在”制度结构中登记出生、死亡、婚姻等人口信息的制度安排，而且往往与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等级制度等相互结合，赋予特定户籍或户籍中的特定个人或群体特定权利和义务，实质是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一类制度安排和结构。因此，户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的节点，户籍制度的变迁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演进的逻辑。

户籍制度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时至今日，它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的个人权利和日常生活。未来作为中国纵贯古今的重要制度之一，仍可能继续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因此，不仅需要从理论上对户籍制度涉及的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做出解释，而且需要用这些理论指导个人、团体、国家在未来的行动。这样，对户籍制度及其变迁的研究不仅是回顾历史、考察现实的需要，而且是关注未来的需要。

本书以制度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工具，从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的角度，把户籍制度作为集团或国家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制度纳入整个社会的制度框架中，以户籍制度及其历史变迁为主线，从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制度执行、制度成本及制度竞争等方面，着重考察和讨论制度框架中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土地、赋役、等级制度等与户籍制度的各自演进和交互作用及其对个人权利（资源能力）的影响，考察和讨论个人及由不尽相同的个人结成的团体的行动及其对制度框架特别是对户籍制度的影响，以期为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取向及个人、团体、国家行动的选择和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通过对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解释，检验、修正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

本书共七章，实际包括三部分，即理论（第一章）、历史（第二至六章）、结论与历史（第七章）。各章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陈述了本书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相关概念、理论和研究综述以及研究思路、框架、创新和不足。

第二章，户籍制度的起源。在理性经济人和稀缺框架内，探讨了“一人世界”的利益分歧、交易、产权（权利）和制度。探讨了合作和团体的产生、社会分化和社会结构的形成。从制度的“非中性”、人的差异和偏好出发，探讨了控制产生的根源。从早期人类集团之间身份识别和集团内部资源分配两个方面，探讨了人类早期集团对人的控制制度。

第三章，集团控制。考察和讨论了中国以集团为控制单位模式的产生、集团之间和集团内部控制方式的差异；考察和讨论了夏、商和西周以集团为控制单位模式的不断突破、个体家庭的成长，直至以集团为单位控制模式的终结。

第四章，春秋到唐前期以田制为中心的户籍控制。考察和讨论了春秋时期在土地制度变革和竞争推动下，户籍制度的产生和与之相关的赋役制度、社会组织的变化及影响；战国时期在竞争压力下，各国（特别是秦国）对制度体系的调整和完善；西汉对秦制的继承和修正。考察和讨论了东汉到南朝在豪族分割、军阀割据、国家竞争条件下户籍制度体系的变迁，十六国和北朝少数民族政权胡汉分治的制度体系及与中原制度体系的融合。考察和讨论了隋至唐前期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的最后结合。

第五章，唐后期到清前期以役法为中心的户籍控制。考察和讨论了唐后期户籍制度与田制的脱钩及影响，五代到宋以役户为主的户籍制度的发展。考察和讨论了辽、金、元时期按民族和社会经济形态设定的制度框架和户籍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变迁。考察和讨论了明朝户籍制度与赋役制度的再结合，以及户籍制度与役法的脱钩。考察和讨论了清前期按民族设定的制度框架和户籍制度体系，户籍制度与赋役脱钩的完成及影响。

第六章，户籍制度向个体控制的发展。考察和讨论了清末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和户籍制度体系的崩溃，个人作为控制单位开始被纳入控制制度体系。考察和讨论了民国时期处于分割状态下的户籍制度，各政权特别是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制度竞争，及控制单位在家庭和个人之间的摇摆。考察和讨论了新中国对传统制度体系的调整，户籍制度特别是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形成；改革开放后对“左”的制度体系的调整，对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的改革。

第七章，结论与启示。总结了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启示。从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环境因素、方式、社会力量以及成本和竞争方面总结了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特征，提出中国户籍制度变迁呈现了控制单位逐渐缩小，控制更加深入；控制内容逐渐放松，出现个人权利平等趋势；户籍制度与其他制度的联系逐渐减弱，户籍功能呈现单一化的趋势；但也显示了极强的路径依赖和路径反复。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应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回答如何推进户籍制度的现代化，如何在更“国际化”的平台上参与世界范围的竞争，如何适应人类社会发展步伐的问题；应着重于让更多的个体特别是社会下层通过自身的努力从制度中获取收益，形成稳定的中产阶级和社会的制约；应关注制度成本上升的趋势以及制度的结构关系，在增进社会收益的基础上，推进整个制度框架和结构的改革；要克服路径依赖，根本在于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即使是不得不“照顾”某些落后的实际制度，也应包含激励人们向先进方向努力的机制。

本书创新之处在于：（1）以制度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工具，从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的角度，把户籍制度作为集团或国家通过控制人及其权利（资源能力）进而控制其他资源的制度，纳入整个社会的制度框架中，考察制度环境演进与户籍制度变迁的交互作用，及对制度框架和个人权利（资源能力）的影响，个人行动及其交互作用对制度框架特别是户籍制度的影响。把户籍制度的变迁概括为起源、集团控制、户籍控制和个体控制四个阶段，而把户籍控制视为从集团控制向个体控制演化过程的环节，为户籍制度变迁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研究思路。（2）尝试通过对户籍制度历史变迁中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本原、发展和变迁的考察，为未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取向以及个人、团体、国家行动的选择和调整提供一定的参考，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应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应着重于让更多的个体特别是社会下层通过自身的努力从制度中获取收益，应在增进社会收益的基础上，推进整个制度框架和结构的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在于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等。（3）通过对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的解释和检验，对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提出了一些修正，包括：在理性经济人和稀缺框架内，探讨了“一人世界”的利益分歧、交易、权利和制度，将理性经济人和制度研究推进到“鲁宾孙·克鲁索的一人世界”；在稀缺、竞争和技术约束下，论证了人类早期集团的排他性公有产权属性、增加人口和扩大狩猎采集范围的巨大成本是团体人口增长的限制因素；人口增殖是既定资源条件改变的结果而非原因；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提出了路径反复学说等。

不足之处主要有：（1）由于理论功底的不足，研究中“史”的成分仍然较重，理论探讨还不够深入，理论的抽象和总结也还不足；（2）研究局限于中国户籍制度变迁本身，而未涉及户籍制度及个人权利和社会控制变迁的国际比较和借鉴；（3）由于中国户籍制度变迁本身的复杂性和篇幅的限制，论文最后只保留了“孤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论文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