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有两件大事震动了世界。一件是2007年起肇始于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另一件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前者引起了研究者们对美国金融结构的反思：大量实证研究表明美国市场导向的金融结构不仅不能完全分散风险，其本身就蕴含了巨大的金融风险，这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同时美联储货币政策从理论到工具都落后于金融结构的变化，没有起到降低金融风险、稳定实体经济的作用。而后者人们关注的是历经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地转型升级，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为此，中国正在大力深化包括金融在内经济各方面的市场化改革以求破题。

伴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的金融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有符合金融发展规律、促进经济增长的一面，同时也有对经济、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有效性提出新的挑战的一面。首先，金融结构的变化导致风险结构发生变化，金融市场成为新的风险策源地。例如，中国股票市场为几千家上市公司募集了大量资金，有力推动了企业的发展，但同时股票市场的大起大落影响经济甚至社会稳定，形成了最大的金融风险源。其次，当前货币政策效率在降低，比如中国货币发行量很大，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却越来越突出。这主要是因为金融结构变化改变了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大量货币难以通过传统的传导机制进入实体经济，货币政策滞后于金融结构的变化，二者不匹配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效率。金融危机以及中国金融发展的事实都表明，金融结构和货币政策以及金融风险之间存在复杂的、密切的联系。

鉴于金融结构变化改变了风险结构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形成挑战，以及货币政策在保持金融稳定、推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以金融危机和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为背景，本书将金融结构、金融风险和货币政策放在同一框架内作为相互联结的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理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实践，基于金融结构的变化协调、完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是本书的实践价值所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以社会融资规模取代新增信贷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和争议。之所以产生争议，是因为这一新的金融概念缺乏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书基于中国金融结构变化考察央行调整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认为这是央行适应中国金融结构变化、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大举措。更为重要的是，社会融资规模突破和完善了传统货币金融理论，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而现有的文献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本书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基于金融结构变迁的视角挖掘社会融资规模的重大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意义，并对其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应性进行检验，提出构建以社会融资规模为核心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本书共分八章，以金融结构为理论起点和贯穿全书的逻辑主线，立足中国金融结构变迁的客观现实，吸取美国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力图实现金融结构变迁、防范金融风险和提高货币政策效率的统一，以解决中国现实金融问题、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作为本书的最终目标。本书的主要结论是：金融结构和货币政策的错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中国金融结构正在由银行导向型向市场导向型转变，当前以银行为主要传导渠道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已不适应这个变化，必须进行调整和完善；社会融资规模是对传统货币理论的突破和创新，适应我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且符合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要求；构建以社会融资规模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对于提高货币政策效率、防范金融风险有重要意义。本书的主要贡献在于填补了金融结构、金融风险与货币政策三者交叉领域的研究空白，并对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进行了实证检验，深刻分析了其逻辑内涵和创新价值，从金融结构视角提出了完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