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围绕“当代东亚社会转型如何影响公共性的变迁”，以及“东亚社会和谐发展配之以何种的公共性基础”等基本问题，选择中国社会学者较少关注的“韩国社会转型及其社会后果”作为研究对象，挖掘其二战后的社会转型背后的公共性变迁逻辑，可作为审视东亚现代化困境及其新选择的重要参考框架，以区别于注重区域经济政治与人文的现有韩国学研究，同时也不同于国内学者习惯将“欧美”与“日本”作为审视中国转型问题的单一样本，将韩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逻辑研究提升为一种把握东亚社会新型发展模式的社会学视角。

本研究认为“公共性”与“社会发展”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都存在内在的密切联系。公共性自身具有的可视性、开放性、整体性、主体性、互动性、平衡性、生活性与社会发展的基础内容、范围、内在要求、方向、动力以及新趋势等方面都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本研究从“公共性”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选取韩国和中国等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为研究样本，审视二战后两国社会转型产生的公共性危机及其给社会带来的种种结构性问题，认为当代东亚公共性的逻辑应遵循一种从“对抗性公共性”转换为“均衡性公共性”的理论与实践逻辑，即强调在“国家—市场—社会”的框架下，诸如民族国家、公民团体、政治团体、工会团体、民众、社会阶层等各类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二元式的对抗性、矛盾性和对立性关系，应积极倡导运用正反消融、和谐融通的东方智慧，建构一种既保障主体性权益又保持相互之间的对话理解甚至宽恕的关系，这本身也是一种均衡性公共性的实质所在。“均衡性公共性”的建构将会成为东亚新发展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内容，也会成为东亚现代性在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