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同盟正在由“冷战同盟”向“冷战后同盟”转型，人们对这个同盟的关注也与日俱增，将来它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同盟、什么性质的同盟、有怎样影响的同盟等诸多问题，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日美同盟关系是日美两国关系的基础，同盟关系的变化反映着两国关系变化的整体趋向。由此，同盟转型问题不但涉及同盟本身合理性、合目的性的判断，还涉及国家利益的谋取和国家战略的定位；不但涉及对外在威胁与危险这一共有知识基础的重建，还涉及从内部合作机制、协同方式到行动方案的重新规划；不但涉及国际体系与结构的因素，还需考虑国内政治因素。从同盟关系的历史看，它还涉及是转换同盟还是维持现状；是采取激烈的变革方式，还是渐进的变革方式；是从主从型向平等型发展，还是从平等型向主从型演化；是从军事型向政治型转变，还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是采用双边型的方式，还是多国的方式，或建立双边/多边同盟网络等。因而，对冷战后日美同盟的研究，不单是对日美同盟维持根源、发展动力、合作方式、未来形态的研究，还是旨在寻求对日美结盟行为、动机的再反思，对日美战略调整与变化的再解析、对未来两国关系走向及影响的再透视。

有鉴于此，本书从解析冷战后日美同盟继续维持的根源入手，在明确日美同盟变革的总体流程基础上，标明了日美安保宣言、新防卫合作指针、驻日美军重组在总体流程中的相对位置，分析了它们对日美同盟变革的不同意义、作用与影响，在“转向—转轨—转型”的相对定性、定位及其内在联系的考察中，勾画出了日美同盟由“冷战型”向“后冷战型”变革、变质的全貌。

全书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冷战后国际体系与日美的同盟战略。本章主要对冷战后国际体系变动下日美的同盟战略进行分析，对日美同盟为什么维持、依据怎样的逻辑维持的问题进行回答。为此，本章从国际体系变动对日美关系，日美同盟关系的总体影响，日美同盟在美国全球战略、亚太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美同盟与日本大国化战略关联的视角，对冷战后日美同盟面临的问题、课题以及美日的战略思考进行分析，指出日美同盟的变革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战略、美国的全球霸权、亚太霸权战略是直接相关的，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日美的“普通同盟化”是互为支撑的。

第二章，日美同盟“再定义”与同盟的转向。本章主要是明确“再定义”这个特定“事件或过程”在日美同盟变革中的位置和意义。为此，本章从“再定义”的前提与基础、目标与策略、进程与方式等入手，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再分析，并将其置于战后日美同盟演进过程中进行检验，考察条约修改、防卫合作指针制定以及同盟关系进化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明确“再定义”在冷战后日美同盟变革中的牵引作用，指出“再定义”既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进程，也是对冷战后日美同盟变革的总体方向确定，其不但结束了同盟的“漂流”，而且使日美开始了连续“再定义”的进程，从而使同盟理念、合作理念不断更新，在这个过程中“再定义”本身的逻辑与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第三章，新防卫合作指针与日美同盟的转轨。本章主要在对新旧防卫合作指针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研究防卫合作体制变化及其与有事法制、有事战略的关联，从合作方式变迁、理念变迁以及策略变迁的视角，明确了新防卫合作指针制定与未来日美同盟设计的相互关系，指出新防卫合作指针所确定的日美合作新体制标志着日美同盟合作正式脱离冷战轨道，进入一个新的轨道，这是对日美同盟合作的真正的“再定义”。不过，这种“再定义”本身只是一个“基线”而非“上限”，其同日本有事法制制定以及有事法制战略的确立与实施有着紧密的关系，它不但标志着日美合作走向新轨道，也表明日本大国化战略步入一个新阶段。由此，日美同盟被赋予了新的军事、安全功能与政治、战略价值。

第四章，驻日美军重组与日美同盟的转型。本章主要以美国军事转型、日美战略协商、驻日美军兵力和基地重组为核心，研究驻日美军态势调整对同盟及其变革的实际作用与影响。通过对美国军事转型的分析明确日本重组行为的普遍性，以战略对话和日美协商分析明确日本重组行为的特殊性，从而揭示重组“名为兵力调整，实为同盟真正转型”的本质。共同战略目标的制定、日美作用、能力、责任分担体制的确立以及“重组路线图”计划的实施，表明日美同盟已经部分完成变革的使命，开始由理论性的、框架性的合作研究逐渐步入一个共同行动、共同实践的新阶段，从而用新合作、新行动对安保条约进行了新诠释，使同盟在冷战后完成了由转向、转轨到转型的实质性变革历程。

第五章，日美同盟的走向与中国的对策。本章主要是以日美两国各自的日美同盟观的争论为核心，从国家身份、机制设计、理想模式、同盟困境等4个相对“恒定”的视角，揭示日美国家战略目标和手段间的相互关系，再现结盟动机与行为对国家命运的影响，指明了日美同盟的发展趋向和目标，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如何应对进行了分析和思考。在明确了日美同盟语境下的“中国或中国问题”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后，分析了中国理论上存在的几种可供选择的政策或对策，指出应根据国家利益、在权衡切实利弊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应对政策。

综上所述，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的研究不但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在冷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演变的时空坐标中，时间的推移为从总体上把握日美同盟关系持续变化的进程、勾画变革的全貌创造了条件；空间的延展为从总体上确定日美同盟关系变革的方向、路径及其相对位置和变化程度开阔了视野，时空的动态演进使冷战后日美同盟关系变革的总体态势和变革的本质逐渐明了和清晰。也就是说，在冷战结束的十几年中，日美同盟按照“日美安保宣言—新防卫指针制定—兵力调整”的流程，使同盟在“转向—转轨—转型”的进程中逐渐变质，在其背后起支撑、驱动和决定性作用的是日美各自的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由此，日美同盟关系的变革，本质上是日美国家战略及其相互关系变革的缩影，其不但影响日美两国关系的未来架构，而且必将影响未来东亚地区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建构与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