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提出新贸易地理理论以来，经济一体化对产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推行对外开放之后，工业集聚日趋显著，FDI规模日益庞大。那么，FDI对中国工业集聚是否具有影响，如何影响？如果FDI是中国工业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如何更好地利用FDI，以促进中国工业集聚、加快工业由集聚到扩散的过程，就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书尝试从理论和实证的双重角度对FDI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影响进行探析。在理论层面，本书通过对产业集聚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及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提出了FDI对中国工业集聚的影响机制。FDI流入之后，不仅可以通过前后向产业关联效应、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实现FDI的自我强化，形成基于FDI的集聚，而且可以通过制度优化效应、基础设施改善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技术外溢效应等带来区位优化，从而进一步促进工业集聚。同时，工业集聚也会对FDI产生影响，工业集聚的正外部性能够继续吸引FDI流入，进而形成FDI与中国工业集聚相互促进的循环累积。

在实证层面，本书通过对在华FDI的演进趋势、中国工业集聚的变动趋势进行探讨，构建了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经济模型，对FDI影响中国工业集聚的作用进行了实证检验。改革开放后，中国利用FDI规模呈明显上涨趋势，FDI来源地结构逐步多元化，工业部门一直是吸收FDI的核心部门，东部地区拥有绝大部分比重的FDI。根据1988～2011年中国39个工业两位数行业空间基尼系数及EG指数的测算结果：中国工业存在集聚且多数行业处于中、高度集聚状态；工业集聚大致呈现先升后降、总体上升的变动趋势；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以资源、劳动、技术密集型为主；集聚程度上升较快的行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居多。通过对1980～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工业比重变动趋势进行测算发现：中国工业存在明显地区集聚，东部地区已成为中国工业的集聚中心，但其集聚中心作用已有所弱化。基于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FDI显著地推动了中国工业集聚。根据对36个两位数工业行业2001～2008年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FDI、劳动共享是集聚的促进性因素，而市场分割是阻碍性因素。根据对2000～200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FDI、地方保护、市场潜能、拥挤成本、自然禀赋对集聚具有促进作用，而劳动力成本具有阻碍作用。

为此，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合理利用FDI促进工业集聚：加强FDI与国内经济之间的联系，防止FDI转移对国内工业集聚产生不良冲击；调节FDI的行业及地区分布，有效发挥FDI对中国工业集聚的促进作用；培养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形成以内资企业为核心的工业集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