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从货币的视角入手，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将汇率、贸易壁垒两个政策性约束与“诱发性”对外直接投资置于一个理论框架，着重考察汇率、贸易摩擦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的影响效应及传导路径。

研究方法和思路如下：首先，在理论框架下，分析货币冲击下汇率、反倾销壁垒对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效应和传导机理，并对相关假说、命题进行参数模拟验证；其次，以中国为研究对象，运用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在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总结得出货币冲击下汇率、贸易壁垒对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一般化”传导路径，并运用案例分析和国别比较分析等方法，将中国企业和日本、韩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诱发机理、路径选择等方面进行深入地比较剖析，从中寻找出企业对外投资的共性规律和异质性特征，进一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模式、路径选择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的完善提供参考性政策建议。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理论分析表明，货币波动性通过“反倾销税渠道”和“汇率、收益与可变成本综合渠道”对企业的对外投资意愿产生影响。在一定条件下，两个渠道效应叠加，本国（外国）货币波动的加剧将会导致本币升值（贬值），反倾销壁垒幅度上升（下降），贸易摩擦加剧（减弱），从而相对增强（削弱）本国企业规避贸易壁垒动机，促进（阻碍）本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形成。当然，本国货币波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意愿的影响结论较为复杂，与消费者器质特征有关。

（2）与理论分析的预期结果大体一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背后确实存在一整套的诱发机制和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通过汇率和反倾销渠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其中，汇率渠道的作用尤其重要和显著。反倾销渠道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受到出口规模的约束。关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效应并不显著，且号性不确定（这与本书理论研究部分给出的预期结论相吻合）。总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贸易壁垒（如关税和以反倾销为代表的非关税）跨越和非贸易（如汇率）壁垒跨越的动机选择上，后者可能更为重要。

（3）汇率、反倾销作为内生于货币的变量，实证研究中将两者作为解释变量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回归估计，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内生性问题。相比而言，货币代替汇率和反倾销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内生性问题较小，估计结果相对准确、可靠。本国货币波动性增加，将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弹性为0。63～0。74）。

（4）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弹性为0。66～0。90，融资成本弹性约为0。53，能源寻求弹性为0。35～0。38。可见，巩固和扩张国外市场份额、融资成本及能源寻求等因素构成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其他诱因。

（5）针对反倾销壁垒而言，关税率对其的影响作用程度较大，其次是实际汇率，最后是货币层面因素。其中，本国货币波动性对反倾销壁垒有显著影响，传递率为0。55～0。59，而外国货币波动性对反倾销壁垒的影响作用不大。实证数据似乎并不支持“关税壁垒与反倾销壁垒的相互权衡”观点，相反，两者却表现出较为显著的“互补”关系。另外，实证研究还表明，实际汇率与反倾销壁垒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本币升值会导致遭受外国的反倾销壁垒幅度上升，贸易摩擦加剧。这一验证结果支持第五章理论分析部分的观点。

（6）案例研究显示，与一般化理论分析结论相吻合，海尔和华为的“走出去”战略确实是在应对全行业各种形式壁垒（包括反倾销、汇率）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理性选择。在海外市场进入方式选择方面，海尔遵循“先有市场，再建工厂”的原则，这种做法印证了本书实证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在企业对外投资决策过程中，市场规模是一个重要的控制变量。海尔和华为的案例研究进一步揭示，无论生产转移型投资还是技术获取型投资，在功能上都可以起到跨越贸易壁垒的作用。但是，与前者相比，后者更加立足于长远利益，是治本的策略。

（7）国别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尽管所处的国内和国际环境有所不同，各国企业在自身国际化过程中存在一些差异化选择（如区位路径），但总体上仍表现出很多重要的共性规律。而且，这些共性（诸如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因素和机制等方面）与理论和实证研究所得的基本结论大体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