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2月，北京大学开展了民间歌谣的征集活动，歌谣运动自此开始并持续了20余年。本书以歌谣运动的主要传播媒介——现代报刊为切入点和线索展开。

第一，本书梳理了《北京大学日刊》、《晨报》副刊、《歌谣》周刊、《民俗》、《中央日报》增刊《民风周刊》等报刊在歌谣运动过程中的主要传播活动，按照时间顺序和参与相关传播活动的媒介的变迁，将歌谣运动的20余年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起步与发展阶段（1918～1925年）；第二阶段：低谷与转折阶段（1928～1930年）；第三阶段：复苏与衰落阶段（1936～1937年7月）。

第二，本书分析了歌谣运动中报刊刊登的相关内容，综合运用了来自中外的不同研究方法，考察了传播的内容。当时的报刊主要刊登了传统民间歌谣、知识分子仿拟创作的歌谣，以及大量与民间歌谣相关的学术研究文章。报刊展示出的民间歌谣内容和类型相当丰富，地域覆盖广泛，也反映出知识分子的选择标准不避粗俗。

第三，本书对歌谣运动传播活动中的三种角色：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政府分别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普通民众是传统歌谣的传播主体，在歌谣运动中则从传播主体的地位上隐退。知识分子成为歌谣运动的传播主体，发起并参与了歌谣运动，并有意识地选择了报刊作为歌谣运动的主要传播媒介。报刊记录了知识分子对于民间歌谣、歌谣运动不同观点的碰撞。政府权力则在歌谣运动的传播过程中显示出了强大的影响力。

第四，本书以报刊为中心，分析了歌谣运动中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歌谣运动在与报刊的离合中起起伏伏，报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其最主要的传播媒介。报刊作为媒介，对三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影响。在此基础上，本书分析了歌谣运动的传播模式。

第五，本书对报刊支持下的这场文化运动进行了反思。通过对歌谣运动的研究可以发现，倡导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反封破旧”之外也有关注传统的一面，从而使知识分子的形象更加立体和多面，更符合历史真实；从歌谣运动中的音乐缺失出发，思考了文化传承中的遗憾，以及弥补这种遗憾的方法和途径；分析了政府权力在影响文化传播方面的正、负能量，并思考了如何科学运用政府权力传递正能量的问题，以期对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