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名: | 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战略与治理 | ||||
英 文 名: |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strategy and Governanc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 ||||
作 者: | 吴喜龄 陈万灵 | ||||
I S B N: | 978-7-5097-6651-4 | ||||
丛 书 名: | |||||
关 键 词: | 研究 自由贸易区 经贸合作 中国、东南亚国家联盟 |
近几年,围绕东盟展开的东亚经济合作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7年11月,东盟首脑会议签署《东盟宪章》和《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东盟一体化进程迈开了实质性的步伐。东盟组织化程度将逐渐提高,共同体目标更加明确。围绕东盟展开的“10+6”(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合作机制将要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谈判。与中国、东盟有关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都会对东盟与中国的经贸合作、自贸区及一体化建设产生重要作用。为此,有必要研究这些国际经贸合作机制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影响,探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关系进一步提升的战略问题,以及中国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区域中的地位和治理问题,并探索主权国与“区域性国际组织”经贸合作模式。
本书关于东盟及其有关经贸合作机制对中国影响的研究,首先,运用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机制问题。以东盟经济体的组织化程度和共同体蓝图为基础,通过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与东盟共同体比较分析,探寻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组织机制建设、合作方向和目标及其实现路径,具体探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实现新目标的机制框架。其次,运用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理论分析东盟形成的组织制度演进机理,并探讨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机制和模式。鉴于“东盟方式”的松散型、无主导国、成员国差异性和层次性明显等问题,把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归纳为“主权国与区域性国际组织或联盟”合作模式,指出中国与东盟合作实质上以东盟为核心和东盟主导无力的现状,存在缺乏主导国、合作松散、进展缓慢等问题。再次,运用博弈论分析参与经贸竞争的中国与东盟合作机理,阐述了中国与东盟通过长期的、多次重复的博弈,最终走向“合作”,达成博弈均衡,建立合作组织,形成协议和制度,建立政府协调机制;通过“智猪”博弈模型分析“大国与小国集团合作”机理,展示主权国家与小国联盟的合作模型;也通过博弈分析说明区域合作的“信誉机制”约束,解释“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方针的可信性及其机理,以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互利互惠的全方位合作。最后,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效应,比较准确地分析了经贸合作机制对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效应,说明其对各方的影响效果。
根据上述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以下内容:导论篇安排了导论一章,阐明了本书选题依据,提出了研究的问题,说明了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一篇是战略定位篇,描述东盟经贸合作,探索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发展现状与未来的战略问题,由五章构成。第一章展示东盟形成与发展的制度机理及启示。从东盟经济发展状况、东盟经济一体化过程,预示《东盟宪章》与《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所描绘的一体化构想,说明东盟一体化组织演化和制度创新,阐述东盟机制演进的启示。第二章是关于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状况及效应分析。阐述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历史渊源及其发展历程,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与经济合作的状况,还阐述了双方经贸合作对各自的影响,并对其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第三章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与东盟合作进行比较。此章主要从合作方向和目标、合作基础、动力机制、合作方式与形式、合作领域与途径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第四章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战略问题与选择。阐述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战略框架,对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背景、面临的问题以及战略选择进行分析,提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的中长期目标和提升一体化水平的战略方向。第五章内容是提升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的中国对策。从完善合作规则和政策的实施、自贸区治理机制、促进合作水平提升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对策。第二篇为理论探索与展望篇。此篇既是前两篇现实问题的理论总结和提炼,又是前述分析的理论框架,同时还对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前景进行了展望。此篇安排了三章。第六章简述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理论框架,梳理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形式,归纳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模式,探讨主权国与“区域性国际组织”经贸合作的理论框架。第七章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区治理的理论分析。运用博弈论方法构建了一个经贸合作区治理的理论框架,揭示国际经贸合作机理,包括经贸合作区治理机制的形成,经贸合作区大国主导权与责任,国际经贸合作规则的实施机制和国际经贸合作的信誉约束机制。第八章阐述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机制及其CAFTA升级版,包括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框架、强化中国与东盟政治合作机制的功能、增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机制和民间合作机制等。
根据这些研究内容,可以总结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从东盟形成与演进的过程可知,东盟组织是一个弱组织化和弱机制化的国际组织,实质是一个东南亚国家间的互动会议。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2)东盟方式及其开放的地区主义值得借鉴。以磋商为主的“东盟方式”,即所谓“先同意后协商”方式,强调“协商一致”和“不干涉内政”。以“东盟”为核心形成若干开放式机制,特别是“东盟地区论坛”机制广泛吸纳各个地区参与探讨区域政治和经济的合作,值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其一体化深化、东亚一体化建设借鉴。
(3)东盟最终得以成型最重要的还是取决于东盟各国对东南亚的“区域认同感”,这是合作顺利的基础;其动力在于“共同利益”,至少不能损害合作者利益。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必须拓宽、加深合作的利益基础,与东盟共同培育“共同利益”,增强进一步合作的动力。
(4)一个完整的合作机制必须包括:最高决策机制,即领导人会议;日常磋商决策机制,即部长级会议;议事机制,即高官会议;专业工作机制,即专业委员会和工作组;常设办公机制,即秘书处;对话机制,即与合作区外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对话会、论坛和峰会等。以此看来,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值得借鉴的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机制的建设项目。
(5)中国对东盟出口无论是对中国经济增长,还是对东盟经济增长都有正效应;但是,东盟对中国出口与东盟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明显。从中国角度来看,中国对东盟的出口每增加1%,将促进中国经济0。38%的增长;从东盟进口每增加1%,将滞后一期促进中国经济0。20%的增长;来自东盟的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贸易,每增加1%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为0。55%。从东盟角度来看,东盟从中国进口每增加1%,将促进东盟经济增长0。33%,而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每增加1%,会滞后二期促进东盟经济增长0。15%。
根据本书的研究,发现进一步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机制的构成还不完善。首先,日常磋商决策机制还缺乏相关职能的“部长级会议”。现有的东盟地区论坛及外长会议、东盟与对话伙伴国会议、东盟-中日韩(10+3)外长会议、东盟与中国(10+1)对话会等机制,主要是担任政治职能的外交部部长参加,还缺乏担任经济职能的商务(外贸)部长参与的决策会议。其次,专业工作机制不足,中国缺乏有效参与“10+1”机制的组织机构,仅有“商务理事会”职能,似乎还不够,缺乏专业委员会和必要的工作机制。二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机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首先,政府层面的合作不稳定,受政治动荡不安和治安混乱等因素的影响,实业界企业并不热心,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总体发展缓慢。其次,“东盟合作进程”缓慢,影响中国与东盟合作目标的确定,不能有效引导企业加强对东盟的贸易和投资。再次,国际因素复杂,美国、日本等大国纷纷与东盟合作,不仅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产生很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东盟独立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三是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公共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复杂因素,南中国海问题、“中国威胁论”思潮、双方经济关系的调整,已经成为影响双方合作顺利发展的障碍和困难。合作规制及其治理机制的形成也是一个公共问题。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形势不足以持续满足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中的制度需求。中国是大国,东盟是小国集团,相互难以形成一致行动和制度创新。这个问题需要初级行动集团的制度创新和次级行动集团的配合与支持,创新制度才能落地实施。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还存在海洋问题、陆地流域问题、危机与安全问题等公共问题。这些公共问题需要各方共同参与,通过一些规制来治理。
关于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战略问题。经过研究发现,东盟形成了明确的战略方向和目标,即创建东盟经济共同体。相对而言,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缺乏战略指引,必须尽快提出长远的战略目标,才能有助于统一中国与东盟各方的建设行动。对此,本书提出了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战略构想:以提升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一体化水平为战略方向,以实现“关税同盟”与“共同市场”为战略目标。为实现此战略目标,应着手打造CAFTA升级版,即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治理机制框架体系,完善组织机构、决策机制,制定和完善规则,建立合作交流平台,完善对话机制等,把重点放在稳定和完善政治合作机制、经贸合作机制和民间治理机制上。对中国而言,强化国家行动战略意识,坚持互利共赢和包容性贸易的理念,在“相互尊重,彼此信任”的基础上,增进与东盟贸易伙伴国的对话与了解,友好协调,共同推进服务贸易、深化投资领域;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平台”上,争取在自由贸易区建设方面对东盟各国经贸合作的主导地位;争取在中国与东盟一体化市场建设方面的定价话语权。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实现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战略目标和构想,本书提出了一系列对策。
(1)强化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意识,充分准备肩负“大国责任”,勇挑地区事务的重担。一是坚持互利共赢和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增强大国的责任意识,树立大国的风范,承担增进合作各方利益的责任,关注和照顾东盟各方的经济发展,让东盟各国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加强对东盟各有关国家,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二是担负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规制修订的重任,满足其他国家对经贸合作的“制度”需求。及时修订“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各项规则,加强研究和制定中国与东盟“关税同盟”或“共同市场”协议和规则,包括合作原则、总的协议、各项规则和制度、便利化措施、产业开放条件等政策的细致调整和完善。三是基于“让利”和“担责”原则,针对各国的合作进度和开放领域,确立双边合作领域及其时间进度与差别政策的规划。
(2)完善中国与东盟自贸区治理机制的主导战略。中国“大国责任”需要积极调整经济外交对策,抓住机遇,完善“小国集团与大国合作”模式。一是构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规则的中国主导机制,增强中国在与东盟经贸合作中规则制定的主导地位,建立各项规则实施的反馈机制,强化经贸规则的完善和政策的实施,落实各类机制和平台建设;加强前期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效果评估,与东盟各国合作研究,共同计算经贸合作各国的合作成本和利益;通过模拟未来经贸合作规制修订及其效应测算,引导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发展方向。二是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中国必须让合作各方明白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战略方向是不断提升其一体化水平,为了解决近期现实问题和战略“瓶颈”,必须共同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这也是实现中国-东盟合作新的战略突破的有效策略。三是及时动员各方力量,积极构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愿景目标,参与中国与东盟“关税同盟”或“共同市场”的研究和草拟合作规制,主动承担各项规则的前期研究和起草任务;并通过“一个框架、分层分期完成”的合作策略,主导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进程。四是树立国家经济外交战略意识,构建“全民外交”战略行动,加强国家对东盟经济外交活动,扭转中国“输出革命”“中国威胁”的不良印象,在各种场合树立中国友好合作的形象,提升中国互利合作的信誉。五是完善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治理机制,稳定和完善政治合作机制,提升经贸合作机制的运行效率并强化其治理功能,培育民间治理机制,从而完善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治理机制,确保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顺利发展和升级。六是加强实施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政策及措施,深化规制和政策的实施和引导;充分利用中国与东盟签署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协议,使企业在东盟的贸易与投资更顺畅;完善“走出去”政策支持体系,加大“走出去”支持力度;加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完善市场机制。
(3)提升中国-东盟合作水平的经贸战略。为了“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的战略目标,必须采取一系列提升中国-东盟合作水平的经贸战略,促进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顺利发展。一是加强分工和协调,促进制造业产品互补性贸易。二是切实扩大双向投资规模,加快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积极实施中国“走出去”战略并参与东盟建设投资,培育和壮大“走出去”经营主体,鼓励跨国企业投资东盟,积极进行资源开发和工程承包的合作;积极引进新加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来华投资,促进中国与新加坡合作的开发区建设。三是扩大服务业领域合作,建立境外营销网络,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积极与东盟行业中介组织对接。四是充实次区域经贸合作内涵,重点加强中国与东盟陆地国家地缘经济区资源、农业的互补性开发利用,并注重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同时加强海洋经济合作,建立健全海上合作机制,推进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关系。五是强化金融领域合作战略。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强金融机构及业务合作,构建金融信息的共享机制,加强金融体系的规则和制度的协调,加强保险服务业合作。
(4)增强中国对东盟影响的文化战略。文化产业将成为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一是从文化产业角度加强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合作,构建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合作培训、对外文化对接、现代文化信息交流、文化研究等平台。二是加快教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东盟下一代青年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三是发挥华商在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中的积极作用,增进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四是构建文化交流和文化产业合作机制,推动文化产业合作项目的开展。五是构建中国与东盟文化论坛,动员中国与东盟文化领域的政府部门和民间参与,增加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的机会。
(5)提升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人才战略。人才培育是一项长远战略,需要政府与企业长期共同努力,拥有一批高层次的人才,才能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需要一批高层次人才,必须培养一批跨国经营人才和技术人才。一是通过政府人才战略,加强国际化人才的培育力度,培育一批熟练掌握东盟各国语言,懂金融、经济、外贸、法律和财务,而且对东盟各国的国情、法律、政策、文化、习惯有深刻了解的高级人才。二是推行企业本土化战略。鼓励企业建立“区域人才”制度,选派了解东盟经济、社会文化状况的人才,到东盟各国和地区进行“自我成长”,把他们培养成名副其实的“本土专家”后,再回国委以重任,从事本土适应性的新产品开发和战略营销活动。三是大胆启用当地人才,促进企业经营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