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中国公益慈善史上最值得回味的一年。没有发生大灾的2011年，不仅保持了较高的捐赠总量和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势头，还在公信力、政策转型和社会创新三个方面有突出表现。据民政部统计，全国各类社会组织数量从2010年的44。6万个增长到2011年底的46。2万个。其中，有社会团体25。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0。4万个，基金会2614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599。3万人，比上年下降3。1%。2011年的慈善捐赠总量为845亿，比2010年的1032亿元下降了18。1%。其中，2011年货币及有价证券捐赠686亿元，比2010年的871。46亿元下降21。29%，2011年的物资捐赠折价总值159亿元，比2010年的161亿元下降1。2%，不过，若扣除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大灾的应急捐赠等不可比因素，2011年的捐赠总量与2010年基本持平，保持了自2007年以来稳步发展的态势。2011年，境内外个人和企业的款物捐赠分别占我国捐赠总量的31。62%和57。48%，合计为89。11%。且根据捐赠总量所占GDP的比重，北京、福建、宁夏、广东、陕西、上海、海南、山西、贵州和青海在全国位列前十名。分析显示，2011年境内捐赠使用最集中的领域分别为教育33。68%、扶贫28。99%、人类服务10。28%、医疗8。92%、文化体育科技7。18%、救灾6。10%和生态环境4。62%。2011年，我国筹集彩票公益金689亿元，志愿服务价值约10亿元。若在款物捐赠845亿元基础上加上这两项，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社会捐赠和社会筹集总价值近1544亿元，占我国GDP比重为0。32%。2011年，公众对慈善公信力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对数量众多且分量很重的密集性公益事件的问责。6月至9月，公众对具有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的捐赠一个接一个的质疑和问责轰动了全国。中国公民自觉地介入慈善公益问责这种利他的公共事务，尤其是网上网下自发聚集的群体社会问责行动，以往从未如此集中地出现过。它表明中国的普通公民正以前所未有的热忱和个体自觉，集体投身于中国的社会改革与创新实践，公民意识群体性觉醒的时代开始了。2011年的公益法律政策处于转型进程之中。年初，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的讲话指明了现行体制内社会变革的方向：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要建立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年中，民政部发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征求意见稿)提出，未来5年，我国将逐渐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慈善事业政策法规体系，完善和落实社会募捐和捐赠税收优惠等方面的政策，保护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地方的慈善立法和相关政策也有进展和突破。北京、广东、上海等省市都进入了慈善立法的最后阶段；深圳、广州尝试开放公募权；北京、上海、广东、湖南、宁夏、宁波对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降低门槛，简化程序，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地方政府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服务外包、政府资助等多种方式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这表明地方政府部门从“政府管理社会”、“政府办社会”的传统思维向着“政府支持社会”、“政府培力社会”的新思维转型。2011年慈善公益界的重要社会创新，是移动互联网上的微博演进为全民媒体，创造出微公益这种全民公益的新形态。从“微博打拐”到“大爱清尘”，从“爱心衣橱”到“免费午餐”，快速聚集了公民的慈善公益意愿和慈善捐赠，同时让全民公益的理念和文化得到了迄今为止史上最广泛的自动传播。微公益拓展了公民公益的公共空间，使公民对于社会事情的参与度和关注度空前提高，成为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助推器。公益实践与微博结盟进行政策问责与慈善行动，这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创举。展望2012年乃至若干年后的中国慈善事业，将在以下方面取得新的进展：一是慈善法规政策将加大立法强度和实施力度；二是慈善公益组织的登记和行业自律将进一步加强；三是公民广泛参与的新媒体、微公益等多样态、多元性、高效率的方式冲击一切具有官僚习气的公益慈善组织，迫其做出改革的抉择；四是慈善界、传媒界、政府界、企业界之间平等互动与对话将成为大势所趋。未来的中国，慈善捐赠可能从现在的百亿量级达到千亿量级，参与慈善的公民将从少数人上升为数以亿计，中国的慈善必然突破预设的弥补公共财政不足的地位和角色。2011年正处于这一新的变革时代的重要转折关头。其间提出的重大问题，如慈善公益体制该怎样设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角色怎样才能各安其位，政府如何通过放权、支持、规范和监管民间公益重塑公共形象，商业与慈善如何区隔，各类主体如何在慈善公益平台上通过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环境的改革与创新达到共赢目标等等，均会在未来的长时段里发挥其社会挑战倒逼社会改革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