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默克尔4。0”政府执政第四年，也是默克尔16年总理任期的最后一年。9月26日，德国举行了联邦议院选举，其后经过组阁谈判，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交通灯”联合政府。为此，本书分析德国大选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以及德国步入“后默克尔时代”之后，奥拉夫·朔尔茨领导下的新政府计划采取的内政与外交举措及其面临的挑战。

在政治上，“默克尔4。0”政府落幕之年的主要关注点为抗疫与选战。依旧肆虐的新冠疫情以及为控制疾病而限制个人自由的争论在整个2021年主导着德国的政党政治。在此背景下，德国各党派为9月26日的联邦议院选举展开激烈竞逐。尽管在2021年上半年，基民盟/基社盟（联盟党）仍被普遍认为会赢得选举，但联盟党灾难性的竞选以及其总理候选人阿明·拉舍特的个人失误导致该党民调支持率持续下降。最终，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奥拉夫·朔尔茨成功避免了失误并以微弱优势获胜，与绿党和自民党组成德国历史上首个三党联合政府。鉴于气候问题首次成为决定大选走向和未来德国政治走势的关键性议题，大选结束后，德国新政府迅速推出比前任政府更具雄心的气候计划，然而，围绕气候问题巨大的政治分歧、新政府气候政策行动的局限和能源危机背景下能源转型民意基础的消解风险等因素，依然是德国未来气候政治所面临的重要挑战，德国的气候保护和能源减排形势任重道远。

在经济上，2021年，德国基本克服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经济出现反弹，全年经济增长2。7%。疫情冲击后德国公共部门负债率明显提高，未来公共财政收支能否逐步回归常态关系到未来德国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对于新政府而言，推动绿色与数字化转型仍是首要任务。与此相应，本届联邦政府提出了构建社会生态市场经济秩序的纲领，如何付诸实施有待进一步观察。此外，近年来，在技术变革、疫情冲击、国际竞争态势变化等因素影响下，欧盟与德国大大提升了对技术主权的重视，在政策上进取与防御兼顾，通过发展关键技术和相关产业等来加强自身的技术主权，同时防止因现有关键技术外流而削弱自身的技术主权。德国经济的未来表现除了取决于内部因素以外，也受到地缘政治环境和能源供应格局变化不确定性的影响。

在外交上，大选年的德国专注于联邦议院选举和“交通灯”联盟的谈判，在一定程度上使德国无暇延续其迄今的积极有为的外交趋向。2021年联邦大选之后德国新政府的外交政策进入新阶段，正针对日益严峻的内外部环境挑战调整战略定位和行事方法，其政策调整表现出若干趋势，包括：提升价值观外交分量，明确维护自身核心利益，以及修正政治妥协风格。在对法关系方面，法国仍将是德国外交政策实施的首要合作伙伴。然而，在美国对欧洲安全的重要性方面，德法的分歧或将持续存在；在对美关系方面，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对德政策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德美关系在特朗普时期所存在的几个主要矛盾都得到了解决，双方关系迅速转暖。然而，德美两国关系的改善却存在极大的局限性，例如，双方在如何制裁俄罗斯、如何应对中国等问题上还有相当多的不同，甚至矛盾。在对华关系方面，随着默克尔16年的任期结束，中德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尽管中德经贸关系融合越来越深，但是非经济因素愈加频繁地干预经贸行为。德国新政府对华表态更加强硬，给未来中德关系的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

展望2022年，除了仍在肆虐的新冠疫情，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及其带来的深远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将延迟甚至阻挠德国新政府落实《联合执政协议》中达成的改革举措，绿色与数字化转型按计划推进的压力剧增。作为对俄乌冲突的回应，总理朔尔茨宣布要增加军备开支并向冲突地区运送武器，这是德国安全政策的一次明显的方向转变。特别是对于社民党中的左翼阵营以及传统上以反军事为导向的绿党来说，此次根本性的路线转变无疑是一次挑战。三党联盟在未来能否继续统一战线，以及两个中左政党（社民党和绿党）与中右政党（自民党）之间的冲突使得它们的合作面临考验等，这些问题也仍有待进一步观察。迄今，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与地区政治、经济和安全挑战，进入“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其外交尚未完成调整过程，不过，德国新政府仍希望增强自身实力，努力构建更加均衡平等的德美、德俄和德中关系，由此在大国博弈中把握主动，并寻找机遇提升自身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