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世界经济在不稳定和不平衡中复苏，我国经济恢复超预期，但下行压力也不小。回顾我国财政政策，2008年以来已从“需求管理”转变为“风险权衡”。2020年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地对冲了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公共风险，但也导致了财政风险的攀升。2021年超预期的经济恢复使得积极财政政策向“可持续性”倾斜，着力在防范化解财政风险中提质增效。全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推动了经济稳定恢复，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促进了市场主体活力修复。但受疫情持续多点散发、地缘政治事件、主要经济体宽松政策退出等因素的影响，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再度强化，对财政政策风险权衡的精准性提出更大考验。

多重风险叠加下，财政政策需以公共风险管理为导向。2022年是“十四五”时期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特点是提升政策效能，政策更加注重精准、实现可持续。财政政策需靠前发力，下好先手棋；需适配经济和社会层面多重风险对冲，构建确定性；需适配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权衡，实现财政可持续。展望以后年度，财政政策需注重前瞻性、系统性、集成性、协同性，注重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的有机统一。中长期视野下，财政政策需聚焦人的现代化发力，注重相机抉择政策与自动稳定器政策相结合，注重财政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之间的协同。

回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领跑全球，增幅实现两年平均5。2%。通过债务风险、财政风险对公共风险的对冲，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达成“稳中求进”目标。2022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确定性仍在持续攀升，将导致多重压力，宜考虑多级针对性战略策略，注重财政的可持续性，并在腾挪可利用预算空间的基础上切实提升政策效能。

预测结果显示，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条件下，2022年我国GDP增速可能在5。5%～6。0%区间，CPI将温和上行但空间有限，PPI全年先升后稳；在疫情反复且持续的情景下，GDP增速可能在3。5%～5。0%区间。从中长期看，“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速能够达到5。0%。财政收支的预测结果显示，2022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将小幅下降，“十四五”期间增速放缓；同年财政支出将高于往年水平，“十四五”期间财政支出依旧面临较大压力。不过，医疗、社会保障、科学技术领域的财政投入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速，财政支出结构和资金使用效率将进一步优化和提升。

本书最后围绕社会广泛关切的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评估。基于广义政策乘数视角，全面深入分析了财政支出政策发挥的作用，认为应完善宏观政策周期管理、强化预期引导、完善预算绩效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提出政策制定需遵循在保持财政风险可控的约束下实现公共风险最小化的原则，建议因地制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强化财政管理、合理确定各级政府分担基本公共服务的权责与成本等。对于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政策，论证了其显著成效以及存在的风险，建议创新交通基础设施融资模式、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规模等。还分析了财政政策在推进人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建议下一步以农民的市民化改革为关键着力点，构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风险评估与分担机制，优化城镇化发展的财政制度体系。围绕绿色低碳发展内涵、公共支出与财税政策进行分析，建议未来制定财税政策坚持风险思维，通过财税政策分担绿色低碳转型成本，加大对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