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效率损失是政府失灵的一种形式，具有较大的危害性。不仅会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导致难以满足居民对优质公共服务的需要，而且是经济发展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绊脚石。而省级政府作为地方政府的重要代表，在我国行政管理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在中央全面推进“放管服”改革的背景下，研究我国省级政府效率损失及其规避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巨大的应用价值。

根据与政府效率损失相关的公共选择、政府效率、公共治理、理性预期、政府规制、委托代理与集体行动、交易成本等理论，考察政府效率损失是对政府履职及效率提升的再思考。作为一种负效率或者效率的相反面、对立面，政府效率损失是一种效率症结，涉及多个方面：公共决策或管制失效、公共服务效率低、政府扩张或机构膨胀、寻租或腐败、政府效率悖论等。政府效率损失是客观存在的，原因在于：不仅政府并非万能、存在失灵，而且政府存在信息不完全性与非对称性、政府部门垄断性、公共物品外部性以及效率损失规避机制不完全性等。

在此背景下，如果不能对省级政府效率损失进行有效规避，就会造成严重的政府失败，给我国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同时，这种效率损失会削弱政府执行力、浪费公共资源、阻碍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进程。因此，必须采取相应对策、建立相应机制予以规避。

政府效率损失规避机制主要有竞争与激励机制，公共决策与评价机制，预警、评估与责任追究机制，社会合作机制，流程再造机制等。它们具有多样性、间接性，常常分布于政府效率损失原因分析与对策论述之中。

政府效率损失与其规避机制二者之间具有一致性。它们不但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而且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一方面，研究政府效率损失是论述政府效率损失减少对策及规避机制的前提；另一方面，探究政府效率损失规避机制是减少政府效率损失的保障。另外，政府效率损失及其规避机制都有多种形式。

政府效率损失难以量化，所以已有文献对此缺乏定量研究。本书基于政府效率损失概念，结合省级政府履职范围及政府效率损失形式，如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居民经济福利损失等，参考省级政府效率测度思路，采用指标测度法及标准离差法，通过确定反映政府效率损失的定量因子及指标数据，间接测度省级政府效率损失。

本书测度结果表明，2014～2019年我国31个省级政府效率损失具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省级政府效率损失具有明显的高、中、低等三个层级。其中，宁夏、云南等5个省级政府效率损失较大，为高级；青海、广西等24个省级政府效率损失一般，为中级；上海、北京2个省级政府效率损失较小，为低级。第二，省级政府效率损失表现出橄榄形特征，即“两头小、中间大”。一方面，政府效率损失较大的省级政府有宁夏、西藏等5个，数量比较少，而政府效率损失较小的省级政府有北京和上海2个，即所谓政府效率损失大、小的“两头”省级政府的数量少；另一方面，政府效率损失一般、政府效率损失不大不小的、排名居中的省级政府数量很多，达24个，即所谓的“中间大”。

在测度分析的基础上，本书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减少省级政府效率损失的对策。一是优化省级政府效率损失已有规避机制，如健全政府内部竞争与激励机制，优化政府公共决策与评价机制，完善政府效率损失预警、评估与责任追究机制。二是建立规避省级政府效率损失的新机制，如多元化的公共治理机制。三是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正确处理央地关系、政社关系及政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