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有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关于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革及其成效的争论没有消减。当前争论的焦点是：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如何影响企业效率与社会公平。之所以存在争议，是因为没有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进行全过程跟踪，理论上缺乏包容性较强的综合分析范式，实证上没有对改革过程进行系统的效果评估。深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关系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指示，关系到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和社会公平正义，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详细的研究。

本书按照“理论框架构建—大国历史跟踪—国企长期历史—中央非金融企业—中央金融企业—国外经验借鉴—提出改革建议”的研究思路展开分析。首先借鉴马克思的利润分配思想，将利润分配制度分为利润初次分配制度和利润再分配制度，按照“社会目标/社会关系—利润分配制度—积累的动态”的基本思路，构建了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革的动态跟踪与效果评估框架；重新梳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英美日中四国的发展历史，追踪利润分配制度演进与工业生产力变迁过程，明确国企利润分配制度改革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接着定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的历史坐标，并将其放在国企利润分配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从利润初次分配和利润再分配两个维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企利润分配制度改革重新进行阶段划分，以较好地解释国有企业的长期积累效率变迁情况；然后从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两个方面，对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进行详细的动态跟踪与多维效果评估；之后结合2020年发布的文件，以四大行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进行中央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预算的必要性，并分析继续提高四大行现金分红率的可行性；此后考察挪威和法国等七个国家的国企利润分配制度，明确我国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的阶段性特点与可能的改革方向；最后结合之前的研究结论，从总体思路、政策重点和保障措施三个方面，提出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基于该研究思路，本书得到了以下五个主要观点。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企利润分配制度改革是国企积累效率变迁的重要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较长时间里，国企积累效率之所以不断下降，重要原因是国企社会性负担较重，国企创造的利润被大量用于进行福利房、医院和学校建设等非生产性投资方面。第二，中央非金融企业的利润上缴已经开始抑制企业利润率提升，接下来需要加强对中央企业的民主管理，以更好地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利润控制权相匹配，实现更大程度的生产资料节约，同时尝试改变利润上缴的方式，为此可以先评估企业的长期回报，再确定长期利润的上缴比例。第三，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支出主要用于中央非金融企业自身的改革与发展，这些生产性支出在一定范围内表现出较高的经济效率，但是部分支出的经济效率较低，接下来要提高生产性支出的效率，以将更多的收益用于民生领域。第四，中央金融企业实际上已经将部分利润上缴中央财政，但是我国针对现有利润上缴缺乏统一的预算管理框架，因此有必要进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相较于中央非金融企业，中央金融企业现有利润上缴比例更高，上缴的利润主要进入公共财政，并且现行“汇金模式”较为成熟，因此需要进行相对独立的中央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预算。第五，国外国有企业的利润上缴比例普遍较高，但是上缴的利润并非全部用于国家公共开支，较多的国家已经形成或者正在探索不同的利润再分配方式，以更好地支持国家创新发展和为国民提供长远的福利。

有别于其他研究，本书主要有五个创新点。第一，基于利润初次分配制度、利润再分配制度、积累的动态、生产资料所有权、社会目标和社会关系等核心概念，构建国有企业和中央企业利润分配制度改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第二，从利润初次分配和利润再分配两个维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企利润分配制度改革重新进行阶段划分，并以此解释国有企业的长期积累效率变迁情况。第三，从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两个方面，对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进行详细的动态跟踪，同时评估其商业性效应和社会性效应。第四，结合2020年发布的文件分析进行中央国有金融资本经营预算的必要性，探讨四大行现金分红率变动的内在逻辑以及进一步提高现金分红率的前提条件。第五，从利润初次分配和利润再分配两个方面，对挪威、法国、英国、瑞典、芬兰、新西兰和新加坡七个国家的国企利润分配制度进行详细的研究与横向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