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长期受产能过剩问题困扰。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产能过剩问题与产业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高质量发展等问题息息相关，表现更加突出。为此，中国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化解产能过剩，但收效甚微。针对此问题，从理论研究方面来看，可能的原因是：第一，缺乏对产能过剩的科学评价；第二，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需要更深入的探讨。本书针对这两方面的原因展开研究。

首先，运用1996～2015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和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对中国制造业分行业的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并将其与DEA、SFA和协整法的测算结果进行比较，发现：第一，中国长期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且产能利用率一般表现为顺周期特征，但在2011～2013年表现出显著的逆周期特征；第二，成本函数法下的两种不同标准的产能利用率可相互替代，但从理论上讲最低点标准可能更适合衡量产能过剩的程度；第三，基于产能利用率构建的动态产能过剩指标可以有效地衡量产能过剩；第四，不同产能利用率测算方法各有优劣，可根据样本特征、数据可得性、历史背景等多种因素，选择合适的估算方法。

其次，以企业决策为微观基础，构建企业“进入—退出—创新”的产能过剩动态形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基于不确定性视角，将政府因素和市场因素共同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刻画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由此，提出了可供检验的研究假设，并利用2001～2015年的制造业面板数据对假设进行验证，得到的结论是：第一，不确定性与产能过剩存在非线性的“U”形关系；第二，不确定性通过企业进入、退出和创新三个渠道影响产能过剩；第三，不确定性同时也是政府失灵的原因，对政府干预具有调节作用。

最后，将政企合谋和企业创新相结合，刻画“高端不足，低端过剩”的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政企合谋—低端技术锁定—结构性产能过剩。进一步，借鉴“政企合谋”框架进行理论推导，提出研究假设。与此同时，利用2001～2011年的工业面板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得到的结论是：政企合谋是中国结构性产能过剩形成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第一，企业选择高端技术生产和低端技术生产的成本差距、地方财政分成比例和宏观税率促进政企合谋，从而加剧结构性产能过剩；第二，高质量产品的价格加成以及地方政府和企业合谋的交易成本削弱政企合谋，从而缓解结构性产能过剩。

以上结论从不确定性和政企合谋视角来解释中国的产能过剩治理措施为何效果不佳。由此，得到的主要结论是：第一，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不确定性和政企合谋两方面的因素；第二，治理产能过剩，应抓住企业决策和体制两方面因素，使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相互协调。从短期来看，通过预期管理引导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是化解产能过剩的主要手段；从长期来看，推动企业创新和深化体制改革是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