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活动对地球影响的不断深入，一个全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Anthropocene）已经来临。人类世作为地质学时代中最新的一个分期概念，最早由1995年荷兰大气化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Crutzen提出。他认为全人类的足迹将遍布整个地球，使地球进入人类和自然联系更加紧密的新时代。人类世最主要的特点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彼此融合、相互影响、共同进化。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必须把社会（人）与生态环境（自然）子系统通过相互反馈联系在一起。诺贝尔奖获得者Ostrom于2009年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论文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理论，为当前人类世和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沙漠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何预防和治理沙漠化也成为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成为世界上沙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沙漠化对区域的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威胁。为此，国家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2000年以后我国部分沙漠化地区开始出现逆转。尽管如此，沙漠化的威胁仍会长期存在，如何有效地管理沙漠化逆转区、保护治沙成果等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沙漠化是人类活动和自然共同作用的结果，沙漠化逆转区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不仅包括生态系统的恢复力，也包括社会经济的适应性。因此，从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两方面对沙漠化逆转区系统的稳定性和逆转过程的可持续性进行研究成为科学研究的重点。虽然有些学者从社会经济方面对沙漠化逆转区进行研究，但从社会-生态系统角度对沙漠化逆转和恢复的综合性研究尚处于初始探索阶段。

沙漠化逆转区是一个包含生态和社会经济因子的复杂适应性系统，需要从社会-生态系统综合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本书选取沙漠化逆转的典型区域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作为研究区域，通过遥感和GIS技术、野外调查和查阅统计年鉴等方式获取基础研究数据，综合分析了生态政策实施过程中沙漠化逆转区社会-生态系统所受干扰的空间分布、强度和连通度；评价了农户对生态政策实施的适应性感知、适应策略和影响适应策略选择的因素；综合生态、社会和政策子系统，评价了生态政策的影响下沙漠化逆转区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情况，并通过调整生态补偿标准分析了未来沙漠化逆转区恢复力变化趋势。

本书主要结论有以下四点。第一，在不同时空尺度上，研究区社会-生态系统干扰强度和连通度存在明显差异，2000～2004年社会-生态系统干扰强度和连通度最大，2004～2015年干扰强度和连通度较小。第二，在对生态政策的适应能力和应对策略方面，不同农户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农户生计方式看，纯农户、兼业户和非农户对生态政策的影响效应感知依次递减，自我效能感知依次递增；从收入水平看，高收入农户对生态政策的影响效应、自我效能感知最为明显，低收入农户的适应成本和适应预测感知指数最高，农户自身拥有的生计资本数量和对生态政策的感知对农户选择适应性策略有重要影响。第三，农户的放牧行为受到其草原依赖度、环境敏感度、补偿机制满意度多个维度意识的影响，且生计多样性和青壮年劳动力数量等外部情境又会对农户放牧意识-行为关系产生调节作用。第四，国家禁牧政策、补偿措施等相关生态政策的实施使得草原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显著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