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从话语变迁和功能演进视角，重新爬梳中国纪录片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一次关于中国纪录片发展历程的“再叙事”。力图打通纪录片的“影”“视”“新媒体”媒介分类界线，宏观梳理、阐释和论述中国纪录片百余年发展变迁的历史谱系。本书从媒介社会学出发，纵向研究中国纪录片在不同历史阶段扮演的社会角色和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同时将纪录片视作一种媒介话语，探究话语背后隐形的权力关系、话语权运作和作为显性存在的话语方式、话语实践变迁，突出纪录片与政治这条关系线，探究中国纪录片百年发展历史场域背后隐形的政治经济等影响因素。

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以中国纪录片历史发展的时间线索为主轴，提炼核心观点，总结归纳不同历史时期纪录片发展的规律和特征，确立不同时代纪录片的主题和主要特点。

绪论部分，本书从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国内外研究现状、理论依据、研究框架和创新性等方面进行论述。

第一章对处于革命化时期（1911～1949年）的中国纪录片发展进行了梳理和阐释。中国纪录片诞生于烽火年代，受启于苏联宣传和新闻纪录片创作观念。它不仅为政党和政治服务，观照民族命运和国家危亡，而且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工具属性，为政治和权力所影响。这段时期，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建立现代化国家不断革命，民族独立语境下的革命话语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话语和时代主题，新闻纪录影片所表现的内容也是展现革命、拥护革命、宣传革命。烽火年代中，新闻纪录片以其独特视角，记录下轰轰烈烈的风云变幻。

第二章宣传化时期（1949～1978年），这一时期的纪录片，在话语权上归属于国家主导的话语体系，在功能取向上主要承担着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的职能。中国纪录片在形式上还处于一个“新闻纪录片”时代，新闻片和纪录片的概念区分仍比较模糊。新闻纪录片以宣传报道和政论为主，被喻以“形象化的政论”“形象化的党报”，与党报等其他官方媒体共享一套话语体系和宣传框架，遵循党性原则。这一时期，代表官方意志的政治话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纪录片属于政治“传声筒”的性质，在内容和价值取向上亦时常被这一时期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和思想风波裹挟。

第三章人文化时期（1978～2000年），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思想逐渐解放，电视媒体在这一时期进入“黄金时代”，纪录片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主要依托媒介的转移。这是纪录片本体性开掘和公共性价值体现最好的时候，由于政治色彩淡化，纪录片开始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影响社会。民族情感与人文精神渗透进这一时期的纪录片文本肌理中。人文化时期的中国纪录片根据话语权和话语方式的转变可以分为民族化阶段（1978～1991年）、个体化阶段（1992～2000年），前一个阶段的纪录片以精英群体话语主导，话语方式也是精英化、文学化的，充满民族情感和思辨精神；后一个阶段的纪录片个体话语权增强，开始注重对纪录片本体性的开掘，话语方式也呈现出平民化、作者个体化的特点，纪录观念与世界的接轨让专业技术主义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纪录片的主导。

第四章市场化初期（2000～2010年），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纪录片的一个关键发展方向是跟随整个传媒文化产业步入市场化阶段，但是尚处于探索期。助推市场化的动力来自国家层面的经济和文化传媒体制改革。中国纪录片从“小家碧玉”和“孤芳自赏”走向市场，靠近主流，市场话语开始登场。这一时期国家对纪录片多元的功能性诉求还尚未确立，中国纪录片从作品到栏目再到频道，都处于市场的初步探索阶段，以适应自身作为大众文化产品的新身份。这10年也是一个过渡阶段，在市场中游弋，中国纪录片也在思忖自我在新世纪的身份和价值归属。

第五章产业化时期（2010年至今），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纪录片来说，市场化、产业化是特征，是手段，也是目的。国家对纪录片以意识形态因素主导的多元功能诉求日益明确，并嵌入中国纪录片产业化发展的路径中，成为除市场外的核心驱动力。国家话语和市场话语的博弈互动，贯穿在这一时期中国纪录片发展的脉络中，决定着中国纪录片的内容形态和产业格局。

本书还对中国纪录片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对其发展做出分析，提出当下中国纪录片产业正步入一个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性调整的阶段。新旧动能转换意味着纪录片产业发展驱动力的重构，本书从功能驱动、市场驱动、平台驱动、技术赋能与公众驱动、类型驱动五个维度分析了当下中国纪录片产业的多极新驱动力量，提出通过协调多元话语和多极驱动共构一个多元化的“大纪录片产业生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录片“功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