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双一流”建设的实施，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新的重点建设时代。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高等院校发生了一次大调整：为改变过去部门办学与条块分割状况，一大批单科型院校和多科型院校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了合并重组。在20世纪末期，为应对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经济下滑、内需不足和大学毕业生就业困境，政府决定采取大学扩张性发展方式。在“做大做强”和重点建设政策推动下，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中产生了一大批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巨无霸”高校——“超大规模大学”。

本书以系统理论为基础对超大规模大学进行了整体的研究，分析了超大规模大学的产生机制、维生结构与维生机制；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研究了超大规模大学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以及影响；从文化视角研究了超大规模大学的异质性；本书也分析了超大规模大学组织聚合、分化与类型，研究了超大规模大学的组织形态、组织特性和多中心治理路径。

当把超大规模大学当成一个系统进行整体分析时发现，超大规模大学的形成过程不同于传统大学。从一般系统论视角来看，传统大学的形成是一个“渐近分异”和“渐近中心化”的过程，超大规模大学在行政力量的作用下跨越第一个阶段，通过聚集若干系统元素实现“渐近中心化”。从形成机制上看，超大规模大学的形成是一个正反馈机制的结果。构成正反馈机制的因素是大学毕业生就业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为“纠偏”条块分割而进行的院系调整、超常规的赶超发展与重点建设、基于“拉动内需”和“延缓就业”的快速扩招。上述因素共同催生了超大规模大学这一特殊组织群体。

超大规模大学的维生结构是由行政权力子系统、学术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构成的，三个子系统相互耦合形成超大规模大学的组织系统，并维持其运行。超大规模大学的维生结构是“抑制型”结构。在“抑制型”结构中，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使系统发生偏离，但“抑制型”系统有能力进行自我调节，使系统回到最初的稳定状态。

超大规模大学的形成也是要素聚合与分化的过程。超大规模大学组织系统中存在三种秩序，即“建构的秩序”“自发的秩序”“遗传的秩序”。超大规模大学的组织分化有三种情况，即区隔分化、层级分化和功能分化。分化的结果是产生了三种类型的超大规模大学组织：均势型、两极或多极型、单极型。超大规模大学最理想的状态是学术共同体。

超大规模大学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的组织。从文化的视角来看，超大规模大学存在表层、中层和深层文化的异质性。文化异质性是组织创新的来源，但如果只有异质性而缺乏共同认识的文化，又将抑制创新。以大学内在逻辑为纽带实行学院自治以建立共同的信念、突破学科壁垒设立学术机构促进学科间交流以形成学术上的共同认识、建立包容性内部秩序，这些都对形成共同文化有积极作用。

从全国范围来看，超大规模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211工程”大学或“985工程”大学，在各项科技指标上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从省域高等教育子系统来看，一些超大规模大学处于资源垄断地位。这种垄断使一些高校游离在竞争轨道之外，失去竞争机会。超大规模大学形成之初，是希望通过合并重组实现“1+1＞2”的构想。然而通过对2015年超大规模大学的科技活动数据与合并前各成员高校数据总量相比较后发现，超大规模大学的组织效率具有不确定性，其在资源获取能力上有大幅度提升，在部分指标“绝对值”上却存在“负增长”情况。

超大规模大学的组织形态形似“旋盘上的龟裂土”，其行政权力体系的高层管理权力分配复杂性、横向职能部门设置复杂化、管理层级多链条长等特征使超大规模大学面临治理难题：组织松散性诉求分权而组织治理本身权力向上集中。超大规模大学组织内部的学术组织和学术个人是实现多中心治理的两类关键主体。多元学术组织间面临对等的缺乏自治的现实，多元个体间存在不对等自主的情形；学术组织碎片化、学术人原子化，与行政权力体系的理性目标相冲突；异质性与科层制的理性管理产生的同质化相冲突。超大规模大学实施多中心治理可以克服这些矛盾，多中心治理就是建立以共同文化为纽带、以内部组织间“对等的自治”和个体间“对等的自主”为基础的包容性秩序。作为学校层面的行政权力体系，制定规则、服务和协调是其应该发挥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