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科技与社会互动发展的400多年里，无论是在先发展国家，还是在后发展国家，从群众自发的生活理想到伟人的宏大抱负，从利益集团的价值目标到国家的战略决策，人们更倾向于按照自身的期望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中找到某种具有决定意义的线性关系，并试图通过强化这种关系来实现自身设想的状态，结果却往往引发许多预料之外的状况，为应对这些“节外生枝”的状况人们必须不断地补正原来的思路和规划，这是被动承认复杂性的过程，因此，主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多维互动发展的复杂性成为必要。与此同时，科技系统内部也兴起了复杂性认知范式：复杂性科学。复杂性科学发端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系统论，系统论探讨了世间万物以系统方式存在的一些基本模态，从而使这个曾被“分析”思维纵向类化拆示的世界，在科学家的视野中，重新恢复了动态的全向关联。随后发展起来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分形几何、混沌理论等，则使不可逆性、多样性、非线性、随机性等这些与还原论不相容或被经典科学认为可以消除的事物属性重新获得承认。复杂性科学并不否定简单性的存在，而是揭示了简单性的对立面在客观上同样不可消除，复杂性是不可逆性与可逆性、多样性与统一性、非线性与线性、随机性与确定性交互共存的一种状态。所以，复杂性科学纠正了传统科学对世界单极化的片面认识，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也为我们探索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演进提供了思维方法，因为在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机制中同样存在着不可还原的多维非线性历史关系。

现代科学勃兴于西方，在现代科学作为主流文化形态登上西方历史舞台之前，西方的主流文化形态依次是哲学和神学。在西方主流文化流变的过程中，“二元对立之中确立中心”的“二分法”思维一直是文化传承的内核，但这种内核是开放性的，从哲学到神学再到科学都是这种内核整合原有社会资源、吸附外来文明而形变的阶段性文化呈现。所以，西方现代科学有着复杂的文化渊源，它既不能被归结为西方某种原初文化形态演进的必然结果，也不能被归结为外来文明渗入西方文化的必然产物，而是一个多元文化脉络纵横交织的复合体。按照西方普遍认同的观念，文艺复兴是“现代化”的起点。文艺复兴的出现与东西方的文明交流密切相关，它也是西方现代科学兴起的主要文化背景，而科学发展又在文化信仰层面上带动了西方的政治变革，政治变革的深入则为新型生产关系的壮大开辟了道路，进而激发了以技术革命为标志的生产力跃进，与此同时，现代科学精神的社会化也为社会成员参与技术革命提供了信仰支持。第一次技术革命的成果为科学发展带来新的研究课题，而新的科研成果又推动了技术进步，科学与技术在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中融合，一种依托产业经济、服务于市场需求的科研模式随之兴起，产业科技与追求“纯粹真理”的科研活动在交互影响中并立发展。西方国家之间科技发展的不平衡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进而导致原有国际政治格局的失衡，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现代科技应用于战争所产生的效力极大地刺激了各国对军事科研的投入，一种由国家出资、组织并服从于国家战略规划的科研模式逐渐盛行起来，二战以后，国家化的高科技竞争成为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重要形式。在西方现代科技与社会互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文化、经济、政治这些相继介入科技发展的社会力量都促成了不同的科研模式，并派生出不同的社会功能。但是，每一种功能的实现都不能被完全归结为一种科研模式的产物，科研动机与其所带来的社会效应之间是非线性关系，这就使各种社会动力催生的各种科研模式之间保持着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它们通过这些关联耦合成一个复杂的科技系统。每一种推动科技发展的社会力量都是为了借助科技实现自身的期望，但是社会发展对科技发展的需求是多元化的，由任一力量主导科技系统都会限制其多元社会功能的实现，而且这些社会功能往往还能通过科技与社会互动的多级反馈环路彼此弥补各自动力源的缺陷，因此，科技发展的理想模型应是各种价值取向的科研活动都能均衡发展。

多元的社会力量推动了生活世界的互联网化，在既非完全规则又非完全随机的分布式网络拓扑空间中，民众正在面对信息科技造就的复杂性生活方式，所以，复杂性科学观代表着时代趋势。复杂性科学观的进步意义还体现在它对“二分法”思维的克服上。“二分法”思维通过“灵魂（精神、意识）/身体”和“人/自然”这两组基本配型主导着西方主流文化的变迁，这两组基本配型都是偏正式结构，即“意识”和“人”是能动的主体，“身体”和“自然”是受动的客体。在早期现代科技开启的文化语境中，主体与主体平权搭配、客体与客体平权搭配就生成这样一种观念：“有意识的人”支配“身体↔自然”。在这种语境中，身体代表着错觉、感性、不确定性、偶然性；而精神则意指真理、理性、确切性、稳定性。“二分法”思维在西方文化史中的另一种配型是“男性/女性”，显然，男性在这种二分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女性被长期疏离于现代科学家共同体，于是，经典科学推崇的那些演绎的、分析的、原子的、理性的、量化的认知方式都被贴上了男性标签；而直观的、综合的、整体的、感性的、定性的认知方式，则都被贴上了女性标签。上述“二分法”配型又对应着经典科学以追求简单确定性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而复杂性科学则证明了简单确定性与其对立面是交互共存的，这要求科学家们将事物同质必然性的一面与多元可能性的一面放置在平等地位上加以考量。在这个科学成为强势话语的时代，复杂性科学的这种价值取向将会推进社会平权意识。

“复杂性”也呈现于中西方现代科技发展的历史比较中。西方现代科技发展始于文化理念的驱动，随后依次是经济理念和政治理念的介入；中国现代科技发展始于政治理念的驱动，随后是经济理念的加入，文化理念至今相对薄弱。两种相反的发生机制都是不可逆的历史过程。在我国当前已有的发展路径上，增强文化理念对科技发展的驱动是实现“逆袭”的关键，这就要求文化理念驱动的科技发展模式在成长机会上，能与政治理念和经济理念驱动的科技发展模式相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