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是众多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所实现的综合提升，在一定时间内，可通过生产要素的投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无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还是目前专注经济增长领域的实证研究，都认为生产率提升是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源泉，经济增长的实质即生产率的提升。在人口老龄化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分析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对于深入了解经济增长的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宏观视角的研究采用“八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期间29个省（区、市）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基于DEA模型的Malmquist指数分解、中介效应模型方法研究了我国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和影响机制。另外，微观视角的研究利用“中国雇主-雇员匹配数据追踪调查”截面数据，采用稳健标准差的一般线性回归模型检验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通过实证结果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我国的省际劳动生产率发展差异显著，并且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阶段性。同时，我国区域间和区域内的劳动生产率发展差距均呈现缩小的趋势，区域发展不平衡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全国的劳动生产率最终呈收敛趋势；东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内部差距波动性较大，但最终呈缓慢收敛趋势；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变化最为平稳，并以平稳的速度最终收敛；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内部差距变化最不平稳，波动性较大。

第二，人口转变是长周期的动态过程，伴随不同时期人口转变的规律性结果，人口机会窗口的表现形态呈动态变化，人口红利形态也随之向动态转型。第一次人口红利是数量型人口优势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及转型过程中生产要素需求的有机结合，积极的就业政策和高劳动参与率是获取人口红利的主要路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抚养比升高导致人口老龄化及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人口基础发生转变。在劳动力资源越发稀缺的情况下，人力资本越发雄厚，成为经济增长转型的积极因素。从劳动参与率向劳动生产率转型，是继续收获人口红利和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求。人口红利实现途径从劳动参与率向劳动生产率的转型是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经济发展和人口转变的自然结果。

第三，短期内，当期的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为负，滞后一期的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为正；长期内，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长期效应并未凸显。改进模型进一步证实了人口老龄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呈倒“U”形。在不考虑其他控制变量影响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最大劳动生产效应的拐点位于10。61%—12。48%；在考虑其他控制变量影响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最大劳动生产效应的拐点前移至8。65%—8。79%。

第四，人口老龄化通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个中介因素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和方向略有不同，正因如此，人口老龄化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在不考虑其他经济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技术进步能够解释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44。89%，纯技术效率能够解释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4。14%，规模效率能够解释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2。82%。在考虑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技术进步解释人口老龄化的部分影响被其他变量稀释，技术进步能够解释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16。20%，纯技术效率对劳动生产率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规模效率的中介效应解释程度为4。10%。

第五，人口老龄化与创新之间呈倒“U”形关系。随着人口老龄化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最初对创新有积极的影响，但当人口老龄化达到一定水平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将对创新产生负面影响。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拐点位于8。2%—12。2%，当人口老龄化超过峰值后，人口老龄化将对创新产生不利影响。

第六，微观视角的研究证实，劳动生产率的年龄峰值位于25—29岁，25—29岁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比其他组别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平均高5。73%。年龄对工资影响的峰值位于25—34岁，从4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工资逐渐降低。控制变量的加入削弱了年龄对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