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清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影响作用，对于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进一步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完全理性假设展开，尚未得到一致结论，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表明人并非完全理性且具有社会偏好，可能导致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特征，包括政企互惠、社会责任缺失、伪善和工具性社会责任等。企业为何会在社会责任实践中呈现不同的行为特征，其决策依据是什么？不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又将带来什么影响效应，以及如何避免社会责任缺失、伪善和工具性社会责任行为的发生？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有助于揭示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的“黑箱”，深化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理解，为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理论基础。

本书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研究：首先，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互惠性偏好假设，探讨企业与政府关于社会责任履行的互惠机制；其次，基于公平偏好假设，系统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缺失和伪善行为的决策依据及影响效应；再次，从企业动机出发，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动机和传导路径，考察是否存在工具性社会责任现象；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政治关联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缺失、伪善和工具性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具体工作和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研究互惠性偏好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第3章）。本书将行为经济学的互惠性偏好假设纳入分析框架，构建完全理性和互惠性偏好下企业和政府的博弈模型，考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影响效应，以及企业与政府关于社会责任履行的互惠机制。研究发现，在互惠性偏好假设下企业和政府的效用能实现帕累托改进：企业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且政府愿意降低利益分配比或改善投资环境作为回报，博弈结果是双方效用均大于完全理性时的期望效用，实现双方合作共赢。

第二，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缺失行为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第4章）。本书基于公平偏好假设，分别构建有无社会责任缺失行为下企业和政府的博弈模型，深入考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缺失行为的决策依据和影响效应，并拓展研究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社会责任缺失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当社会各界希望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较多时，企业将在社会责任实践活动中实施缺失行为，以提高企业效用，但损害政府效用；在外界环境变动较小时，政治关联可以降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水平，增加政府效用，但会降低企业效用。

第三，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伪善行为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第5章）。本书基于公平偏好假设，分别构建有无社会责任伪善行为下企业和政府的博弈模型，深入考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伪善行为的决策依据和影响效应，并进一步探究政治关联对企业伪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对外承诺或宣称履行的社会责任较多时，企业将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采取伪善行为，以提高企业效用，但损害政府效用；政治关联将提高企业伪善水平，在一定条件下增加伪善企业效用，但会使政府效用损失量加大。

第四，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影响路径（第6章）。本书以2009～2015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动机和传导路径，考察是否存在工具性社会责任现象，并进一步探讨政治关联在各传导路径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国有上市企业和非国有上市企业主要是基于“工具动机”履行社会责任，能显著提高经营绩效；且国有上市企业存在部分的会计路径，非国有上市企业存在部分的会计路径和税收路径，但均不存在声誉路径；政治关联可以抑制国有上市企业工具性社会责任的会计路径，但强化非国有上市企业工具性社会责任的会计路径和税收路径。

本书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第一，不同于现有文献基于完全理性假设展开，本书考虑到人并非完全理性且具有互惠性偏好，从互惠性偏好的视角探讨企业与政府关于社会责任履行的互惠机制，以提高模型的现实解释力，为实施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合作倡议提供理论依据，并为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有异于道德约束和制度监督的新思路。第二，本书突破以往研究将企业决策过程视作“黑箱”的局限性，通过构建企业和政府的博弈模型，系统分析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缺失和伪善行为的决策依据及影响效应，并为后续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和伪善行为的改进对策提供理论基础。此外，本书还探讨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及其传导路径，这有助于揭示企业社会责任与经营绩效之间的“黑箱”，深化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第三，本书弥补之前研究没有深入讨论改善对策和实施效果的不足，进一步厘清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缺失、伪善和工具性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为政府合理有效地采用政治关联的方式引导和规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经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