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卡车司机来说，车与货的匹配是一个关键问题。为了更充分地理解卡车司机，我们对“货”端的三个重要主体——信息部、物流企业和互联网物流平台进行了调查。

信息部/黄牛是指以提供货运信息为主要业务、以赚取信息费为主要营利手段的个体经营者。作为车主和货主之间的重要桥梁，信息部一手托两家，降低了空驶率，提高了物流效率，并因为专业化优势降低了货主的找车成本。车货匹配平台出现之后，信息部的经营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有的转型升级为物流企业，有的被淘汰，有的则继续维持惨淡的经营。

物流企业包括多种类型，其用车方式主要有自养车、合作车和平台车三种，不同方式的风险、成本、稳定性等存在差异。当前，运力从自养车转向合作车和平台车是物流企业中出现的普遍现象。因为经济下行、环保政策升级、信息透明、各种费用上涨等多种因素的叠加，物流企业的利润普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为此，物流企业纷纷采取了降低成本、抱团取暖、业务转型等措施，以求在新的经济周期中得以存活。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物流业中的广泛使用，催生了大型互联网物流平台，它们的出现导致物流市场组织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当前市场上主要存在两类平台。车货匹配平台通过打造公开、透明、充分的信息网，降低了公路运输的成本，提升了匹配效率，并为货主和车主提供了诸多便利。它拉低了运价，压缩了物流商和卡车司机的利润空间，也直接导致了信息部的消亡、转型以及公路港的再定位。无车承运平台伴随国家的无车承运人政策而生，当前存在发展水平不一的状况。少数无车承运平台试图通过为物流企业和卡车司机赋能而打造物流行业良性生态圈，并已取得成效，但是未来如何发展尚不明朗。

在对三类主体基本情况叙述的基础上，我们总结了车货匹配模式的变化趋势及其后果。首先，车货匹配从厂商组织向市场组织转变。其次，在车货匹配的市场组织形式中，出现了从有限匹配到充分匹配的转换。有限匹配是在信息不充分条件下的匹配形态，关系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有限匹配模式下，物流效率较低，但是物流商和卡车司机都获得了较高利润。充分匹配是指在信息充分条件下的匹配形态，其中互联网物流平台居于核心地位。根据物流平台所发挥的作用，又可以看到两种匹配模式，一是单向撮合型匹配，二是适度整合型匹配。单向撮合型匹配提高了物流效率，但是加剧了卡车司机之间的竞争，将运价打到了底线。适度整合型匹配则试图纠正竞次的惨烈状况。通过对卡车司机和物流企业的整合，以及促成稳定的信任关系的建构，适度整合型平台试图避免没有任何约束的过度竞争，并在信息充分的条件下重新将关系嵌套到市场交易之中。如果成功，物流市场将可能进入一种较为健康的有序竞争的状态。

二

装卸工多为壮年男性，绝大多数起自田家，文化水平较低，且大多已结婚成家。他们的家庭规模并不很大，一般有两个或一个小孩。他们的经济收入为打工所挣月薪，工资水平不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明确地将自身地位界定为社会下层，并且至少有半数以上的人心怀异念，打算转行。

装卸工是货场劳动的主体。他们在入行前多曾从事过各种不同职业。入职以后大小物流公司的那些货场和仓库就成为他们的主要作业空间。可以把他们进一步划分为“搬运工”、“叉车司机”、“仓库管理员”和“跟单员”等亚群或工种。他们日复一日，在货场中装车、码货、苫车、卸车、入库、出库，从事着千篇一律的辛勤劳动。他们每日的工作时长常常是不确定的，但多半都超过八小时，那些品类繁多、数量巨大的货物经他们之手装载上车，继而运送到四面八方。

在装卸工从事的简单劳动的基础上产生出三重基本关系。第一重是其内部的团结关系。由于大小物流公司制度边界的切割，装卸工的内部团结不仅是松散的，而且是片段化的，呈现“蜂窝状团结”的特点。第二重是与公司和老板确立的雇佣关系。除少数大型物流公司外，大多数小型物流公司建立的都是非正式的雇佣关系。雇工与雇主之间鲜少对抗，而是更多地表现出共识。第三重是装卸工与卡车司机的关系。这个关系模式一般包括互助协作和支配博弈两个方面。装卸工对卡车司机操弄的“货场寻租”，不仅仅是希冀从前来装卸货物的司机身上谋得额外收益，更重要的是企图彰显他们自己在货场上的支配权。

装卸工群体内部层次复杂多样，大型物流公司与小型物流公司的装卸工群体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总体上说，他们还只能说是由职业关系简单地聚拢在一起的工作群体，欠缺规范约束，也未有群体意识。他们离形成一个规范群体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

女性卡车司机是我国卡车司机群体中的职业性别少数，她们进入的是一个无论从业者数量还是性别气质都为男性主导的传统蓝领行业。第三篇“女性卡车司机：职业性别少数的工作实践”以女性卡车司机的概况与分类作为研究基础，以女性卡车司机的工作实践、劳动过程与生命历史作为描述与分析的对象，呈现女性卡车司机作为职业性别少数面对的职业性别隔离，以及她们冲破职业性别隔离的策略。

研究表明，我国的公路货运业仍是一个“过度男性化”的职业场域，其中存在广泛的职业性别隔离。这些隔离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社会大众对于“女司机”的性别刻板印象，它是女性卡车司机的职业性别底色；二是货运行业存在的水平职业性别隔离，无论驾驶培训学校、厂商组织，还是货运劳动力市场，都对女性卡车司机的职业资质、职业等级、个人能力持怀疑态度，并且通过结构化、制度化的方式将女性卡车司机排斥于行业与组织之外；三是货运行业存在的垂直职业性别隔离，主要表现在货运企业即使招收了女性卡车司机，仍然会通过各种制度规定将女性卡车司机限制于短途货运，通过职业内的性别劳动分工形成卡车司机群体内部的性别等级。

面对普遍存在的职业性别隔离，女性卡车司机通过具体的工作实践采取了自下而上的“去性别化”的策略。“去性别化”的策略承认性别之间生理差异的存在，但要求消解建立在生理差异基础上的社会建构意涵。“去性别化”分为“有意识的去性别化”与“无意识的去性别化”，“有意识的去性别化”包含女性卡车司机从原生家庭获得的“去性别化”的教育，“重要的领路人”对她们进行的“去性别化”的引领，她们出于对卡车、驾驶卡车本能的喜爱而从“试一试”开始的主动入行，她们在或长或短的职业生涯中主动反抗性别偏见与歧视的经历，她们努力塑造与达成的“职业精神”，等等。“无意识的去性别化”则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货运劳动市场的变化与均质的货运劳动本质给不同性别的卡车司机带来了相同的后果，两性卡车司机都像“上了弦的挂钟”一样从事着“机器人劳动”；另一方面是不同工作类型之间劳动过程的差异消解了性别差异的重要性。“去性别化”是一种与工作实践紧密相关的社会性别的重新建构，它不仅旨在消除社会建构的性别差异，还致力于解构传统男性化职业的“男性气质霸权”。

女性卡车司机“去性别化”的工作实践表明，“去性别化”的过程不应该只限于女性个体或者女性职业性别少数群体，也应该包括男性卡车司机与所有货运场域内的工作人员，还需要国家、市场的制度化介入与社会舆论导向的改变。只有大力宣传和鼓励原生家庭“去性别化”的养育方式，改变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二元论分工，建立婚姻家庭内部的支持网络，构建女性“养家者角色”的合法性，改变广泛存在的充满性别刻板印象的社会舆论，重新建构性别气质与职业准入之间的关系，从政策规定与具体实施两个层面、招聘制度与用人制度等多个方面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给不同性别平等的入职机会，才能改变职业性别隔离的分布，达成职业性别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