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在2018年3月14日再次组成大联合政府。“默克尔4。0”政府的启动正值世界处于大变局之中，全球力量再平衡，国际秩序在重塑，而德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因素，首先是默克尔总理宣布逐渐隐退。大变局时代给德国内政外交带来的挑战，是本书关注的重点。

本书的“政治篇”重点评述了德国2018年的政党格局以及“默克尔4。0”政府第一年的执政情况。2018年，大联合政府的执政党在民调中的支持率持续下滑，这主要体现在秋季巴伐利亚州和黑森州举行的州议会选举上。基社盟、基民盟和社民党选票流失创下纪录，绿党则获得了迄今为止最好成绩，并且在联盟政治中越来越发挥中心角色。德国另类选择党成功进入所有州的州议会，以此巩固了其政治地位。在这两场州议会选举之前，联盟党内部关于移民政策的分歧已威胁到联邦政府的稳定性，以致形成2018年上半年联邦政府专注内斗而疏于理政的局面。面对糟糕的州议会选举结果，默克尔总理宣布放弃竞选基民盟党主席，但留任联邦总理至任期结束。萨尔州前州长克兰普-卡伦鲍尔在12月召开的基民盟党代会上以微弱优势当选基民盟新任党主席，由此德国逐步步入后默克尔时期。本届政府第二年的运行仍将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其中包括默克尔能否如愿完成总理任期、各党派在多个州议会尤其是东部三州州议会选举中的表现及其后续效应，乃至大联合政府中各执政伙伴间新的纷争与内斗的产生等。

2018年德国经济虽然保持了连续9年的增长，但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上年的2。2%回落到1。4%，增长率回升的态势出现了拐点。德国经济增长率回落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欧美贸易关系不确定性有关。从供应侧看，制造业回升疲软，增长率仅为0。4%；从需求侧看，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设备投资增长明显，涨幅分别为2。6%和4。2%，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2018年德国公共财政连续5年实现盈余，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赢得了空间。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多方面挑战，德国政府提出了继续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推进数字化进程、改善劳动力市场供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能源转型和气候保护政策、加强欧洲合作、构建公平的国际竞争秩序等一系列政策重点。德国2019年的经济表现将主要取决于国内数字化进程能否有效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对外能否尽量减少因对美贸易冲突而产生的负面冲击，预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将不低于1。3%。

本书的“经济篇”有专文分析德国在绿色经济以及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动态和举措。德国绿色技术产业是在德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发展“绿色经济”指导思想下发展起来的跨产业领域。在国际上，德国绿色技术企业受欢迎程度较高；在国内，绿色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呈不断上升趋势，重要性也逐步增强，成为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助推器。鉴于全球发展形势和自身存在的不足，德国绿色技术产业正加速转型，包括“数字化转型”和传统企业的“绿化”。德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起步较早，但后继乏力，在当前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时代，德国已经落后于美国和一些亚洲国家。为此，2018年德国新政府成立后，着手制定并于11月最终发布了《人工智能战略》，该战略寄望每年从联邦预算中拨出5亿欧元支持人工智能，其资助力度超过英国和法国，为迄今欧洲最大。战略对于技术转化的重视，以及诸如引进尖端人才等计划，都得到了积极的评价。但该战略包含的具体措施不多，可执行性不强，能否真正为德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推动，尚不得而知。

在“社会文化篇”有专文论述两大事件即欧洲难民危机以及数字化进程给德国社会带来的深远影响。2018年，德国全面收紧了难民政策，设置接收难民人数上限；努力与欧盟成员国签署“二次移动”难民遣返双边协议，以减少在德难民人数；通过出台《专业人才移民法》，打开合法移民路径，吸引专业技术移民。欧盟层面虽积极寻求应对难民危机的措施，在对外行动、边境管理、内部措施三个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使难民危机形势有所缓和，但欧盟成员国之间针对难民问题缺乏共识，欧盟内部难民分摊机制难以达成，欧盟难民政策的改革难以推动，恐怖袭击和居高不下的难民犯罪率使欧盟公民生活在充满危险与不安的环境中。在数字化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方面，德国学界的注意力从最初的岗位替代逐步转向劳动力市场的结构变动。在数字化对劳动本身的研究方面，引入“社会-技术系统”视角，充分揭示了劳动作为社会活动的丰富内涵以及“人”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塑造未来劳动”的新命题。此外，数字平台作为全新事物也已经引起了德国学界的关注。从研究结论来看，德国学界对数字化进程中的未来劳动基本持中性的态度，在应对未来变化的必要措施方面，普遍强调通过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以适应未来岗位的需求，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以及加强立法，但普遍不主张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直接干预。

本书的“外交篇”聚焦德法、中德、德美和德日关系。随着国际秩序加速调整和大国竞争态势加剧，欧洲的战略自主意识日渐觉醒。2018年，在欧盟机构和德法新轴心的推动下，欧洲关于增强战略自主性的思路方案日益清晰，具体政策措施不断出台。欧洲提高战略自主性的努力主要集中在经济与金融、政治与外交和安全与防务这三大重点领域。不过，从2018年一体化改革之年的实际成果看，无论是在经货联盟还是安全领域，欧盟各国保留主权的意愿均十分强烈，最终达成的实质性成果更多是在技术层面务实合作的小步走措施，是体现欧盟内部各种力量之间立场磨合和利益平衡的最小共识。欧洲加强战略自主性的努力仍存在显而易见的内外制约因素。在中德关系方面，德国社会各界经过两年多的深入讨论，在2018年对中德关系的性质得出了一个新定义：合作伙伴和体制竞争对手。由此可见，德国目前正在对“以商促变”的传统对华政策进行反思，认为应该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来适应当今“大国竞争”的新时代，以往德国从以经贸合作为核心的对华务实外交中获益巨大，“惯性的力量”使德国对华政策调整显得“艰难”和“迟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层面，德国既需要与中国深入开展经贸合作以分享中国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同时又担心中国经济走向世界会给德国带来的巨大竞争压力；二是在外交层面，应该坚持以本国经济利益为基准，还是将维护欧盟团结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德国仍然在两者间寻找新的均衡点；三是在国际层面，德国一方面对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政策感到失望，对多边主义国际体系的未来充满担忧，另一方面却又对与中国合作来维护当前国际秩序表现出迟疑。这三个方面的权衡，推动着德国对华政策的新一轮调整。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显著提高，它们没有必要把目前的形势看成严冬已至而忧虑重重，而是可以将国际竞争加剧这一态势当成敦促自己深入革新和转型升级的动力。在德美关系方面，德国在唐纳德·特朗普执政两年后开始重新谋划德美关系，因为即使在特朗普卸任后，德美关系也不可能回到从前。英国重新自我定位为“全球英国”，法国尚未告别“伟大国家”的角色。而对于德国，这一华盛顿共识的“模范生”来说，多边主义世界秩序和欧洲一体化是这十多年来对德国历史和地缘环境的最好答案。因此，没有一个国家像德国这样直接受到特朗普背弃多边主义的冲击。如果美国和欧盟无法捍卫多边主义，那么从长远来看，这一角色当仁不让地落在了中国肩上。最后，“外交篇”还有专文论述近年来德国与日本合作的增强态势。2018年夏，德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多边主义者联盟”计划，并将与日本的合作作为这个计划的核心和样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德日双方合作会继续加强。但受制于国内因素，以及美国和中国等国际因素，德日两国的合作发展尚显缓慢，尚未实现双方高层在一系列谈话中所期望的国际影响和目标，还难以达到维持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