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撰，以“中国传播创新”为主题，分为总报告、社会传播篇、政治传播篇、文化传播篇、经济传播篇、媒体传播篇、资料篇七个部分，运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解读与评估2018年社会、政治、文化、经济与媒体领域传播创新实践，剖析代表性的案例，反思问题并提出应对之策，以期为中国传播创新实践提供新的思路与路径。

总报告指出“中国传播”是一个融“文化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新秩序于一体的概念，引起了学界与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认同。当下的中国传播创新是一个基于互联网传播形态的传播体系，其融合结构表现为社会传播创新、政治传播创新、文化传播创新、经济传播创新与媒体传播创新。总报告延续对中国传播创新的研究脉络，从传播组织、内容生产、传播方式、社会连接四个向度评估中国传播创新，辨别真/伪传播创新，解读2018年中国传播创新实践，总结中国传播创新实践的特征和态势。基于对中国传播创新的持续观察与分析，以及对代表性案例的分析，总报告发现，处在改革开放历史节点上的2018年中国传播创新呈现如下总体性特征：一是公众以传播创新的姿态成为媒介改革的主体，二是面向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挑战的中国传播创新实践（如农村传播）呈现积极发展的态势，三是社交驱动中国传播创新（如火爆的短视频），四是技术驱动中国传播创新（智能化、物联网、区块链等），五是媒介规制调整压力驱动中国传播创新。以信任为建构基础，面向共同实践，增进互惠性理解是中国传播创新的发展趋势。总报告同时指出，中国传播创新实践面临受到“流量”的驱动与商业利益的左右、过度依赖技术、为权力所制约等挑战。因此，需要不断发掘创新的要素及可能的组合，并积极在互联网传播时代从公众的传播实践中汲取智慧，为传播创新实践开启多种可能性。

社会传播篇、政治传播篇、文化传播篇、经济传播篇、媒体传播篇等专题关注社会传播形态创新、组织传播创新、政治传播形态创新、传播制度创新、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品牌与形象传播创新、融合传播创新、媒介传播形态创新等重要命题，基于经验材料与案例分析揭示中国传播创新的多样性，剖析中国传播创新的社会条件、实践基础与社会效应，进而提出中国传播创新实践的新途径与新思路。

例如，研究发现，新媒体为宁夏乡村基层组织管理的发展提供了新手段，其所供给的自然系统内的非正式传播从一定意义上营造了良好的沟通环境，弥补了乡村基层组织正式传播的不足，有助于搭建新型的基层组织传播网络。

通过梳理与研究2018年度跨文化传播的系列案例，作者发现，中国各类传播主体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跨文化传播，以观念创新、内容创新与平台创新三个维度为导向，致力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化表达、在共通意义空间中努力探寻话语创新的可能性以及通过新媒体搭建跨文化的“虚拟共同体”。这些具有创新意义的做法在解决“为什么”、“做什么”以及“通过什么”等问题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受到新技术进步以及社会信息需求环境变迁的影响，政务新媒体在2018年被认为是遭遇发展的“节点”，亦成为本年度的研究热点。研究发现，政务新媒体传播创新主要体现在功能创新、互动创新、危机处置创新、国际合作创新与社会治理创新上，但仍需解决目前存在的功能定位不清晰、信息发布不严谨、建设运维不规范、监督考核及追责机制缺失等突出问题，承担更多的社会功能。通过对2018年中国品牌传播创新趋势进行总结、归纳与分析，发现2018年品牌传播运作模式创新表现为技术驱动、内容驱动与服务驱动三个层面。

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考察抖音短视频平台与城市形象传播，作者发现，城市短视频在表现形式上人与物互动共存，画面丰富；竖屏成为主流，特效、道具和剪辑应用较少；以有声视频配乐为主，方言不流行。在故事内容上突出“城市之最”的城市特色类事物较多，以新奇引人入胜，但整体内容深度不足。这些研究发现为使用短视频讲好城市故事、优化城市形象传播的创新实践提供了思路。

2018年中国传播创新遇上了改革年，人们寄希望于通过国家层面的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展中国传播创新的空间。同时，中国媒介改革的话语也聚焦于创新，悄然转向以公众为中心的中国传播创新实践。事实上，网络时代的公众与网络精英结合在一起，已成为中国媒介改革的重要力量，通过传播创新冲击传统的传播思维与传播体系，也通过技术创新挑战僵硬的传播机制，全媒体、平台化、互动式、体验式等成为媒介改革的国家话语，过去媒介改革的难点要么被互联网时代的传播创新所化解，要么被进一步凸显。更为重要的是，媒介改革以传播创新为导向，将不可避免地吸纳公众参与；而传播创新的发展将不断呼唤深入的媒介改革。基于对中国传播创新的考察，我们期待通过持续观察传播创新实践，推动“融合创新”，在理论层面探索中国传播的原创性思想，逐步推动建立中国传播创新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