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是中非合作史上的又一重要年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其任内第四次踏上非洲大陆，访问了塞内加尔、卢旺达、南非以及毛里求斯四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顺利召开，中非合作进一步深化。可以预见，以中非合作论坛为平台，在中非各国政府的推动下，未来中非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将更加活跃。事实上，中非论坛成立以后，中资企业在非洲的投资与贸易量明显增大，但相伴而来的还有各种质疑与攻击，主要包括：掠夺非洲能源；以廉价商品占领非洲市场，特别是对非出口纺织品严重冲击了当地的纺织业发展，造成了本土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等；另外还包括，向非洲国家推销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新殖民主义长期统治舆论等。基于此，本书以坦桑尼亚为例，旨在通过以某纺织品加工企业为主线的研究，用解剖麻雀的方式深入细致地分析并解释中资民营企业在非投资过程中遇到的管理生产问题、解决方案及选择此种方案的逻辑与影响。

每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企业“走出去”归根到底是“人”走出去，因此本书选择以行动者理论的社会界面分析方法为核心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各行动者与资源、目标、价值等因素之间的互动，找到中资企业在非投资生产中的主要矛盾及其因果联系和互锁关系。这种方法最早见于荷兰学者诺曼·龙（NormanLong）关于农业推广项目的研究中，本书将这种方法用于企业对外投资中的跨文化管理研究既是一种创新，也是一次勇敢的尝试。

从文献回顾可以发现，企业对外投资中的跨文化管理障碍主要来源于文化差异，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价值观、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认识论导致每个国家出台的政策法规、行为方式也不同。面对这些跨文化管理障碍，西方国家在非洲通过一整套完整的干预体系实现文化趋同，宏观上它们主要是通过国际发展援助改变东道国（绝大多数是昔日的殖民地国家）的意识形态，微观上它们通过草根NGO组织开展文化、教育、能力建设、农村发展等项目来促进文化认同。这种长期的、频繁的文化干预从客观上帮助了跨国企业的落地和生产，使文化差异对企业发展造成的障碍明显小于中国。那么，中国企业如何克服文化差异的影响呢？通过文献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跨文化冲突管理过程中并没有一个完整的干预体系，主要是通过局部微调来实现，而本书的研究重点就是利用行动者理论的社会界面分析方法解释这个“局部微调”的过程。

中资企业在坦桑尼亚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负责执行中国政府对坦无偿援助、优惠贷款等援助类项目的企业；第二类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对坦投资类企业；第三类是大量的从事商贸活动的小微型民营企业。其中第二类是我国对坦投资的主力军，也是本书的分析重点。这种援助、投资、贸易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方式正是曾经在中国发生的故事，因此中国在与非洲发生经济互动的同时其也在分享中国经验，是南南合作在坦桑尼亚的最好例证。这种宏观层面的知识分享也论证了知识传递在社会界面中的核心作用。

中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企共有的特点是投资经验少、投资规模小、雇用人数少、生产方式粗放，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企业灵活生产的特点，但从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企业管理者“强生产能力、弱管理能力”的特性。这种弱管理能力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缺乏有效的信息捕获能力和沟通能力，缺乏处理劳资矛盾及企业社会矛盾的能力。在这些管理困境下，企业利用已有的经验和认知暂时缓和了生产中的矛盾，但由于企业管理者所选社会界面的临时性、随机性、非专业性、不稳定性、保守性、多重身份性等原因，企业跨文化投资的管理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从社会界面的视角分析在非民营企业的跨文化管理方式可以发现，非专业社会界面是民营企业在非行为冒进、管理混乱的必然后果。

对于在非洲的民营企业而言，它们“走出去”时间较短，尚处于国际化初级阶段，虽然对当地就业的拉动作用明显，但在生产经营中表现出明显的经验不足、知识匮乏、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宣传不力等问题，因此建议应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改革，以促进企业、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发展壮大中国商会行会力量，增强行会能力，开展“走出去”前的法律援助及培训工作；双方国家政府应加强监督管理，引导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应立足自身优势，发展合作伙伴，通过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的方式参与投资国经济、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