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对我国转轨时期财政风险的形成原因及其控制制度进行研究，这对于完善财政风险的理论分析框架和防范化解财政风险均具有重要意义。从财政风险来源看，我国财政风险具有明显的转轨性特点，它可分为一般性财政风险、转轨性财政风险和特殊性财政风险。本书按照“财政风险的衡量标准→形成机制→形成原因→制度控制”的基本思路，以转轨性和特殊性财政风险为主要对象，重点研究了以下五个问题。一是从赤字融资方式的角度，构建了财政赤字率、隐性赤字率和政府收支赤字率三种口径的赤字率指标，试图建立一个既能与国际通用口径可比，又能反映我国真实财政风险的赤字率衡量指标。政府收支赤字率是财政赤字率和隐性债务赤字率之和。二是采用隐性债务赤字的直接估算方法，得出1980～2017年我国三种口径的赤字率水平。其中，在2008年前，我国财政赤字率在3%以内，隐性债务赤字率在6%～10%波动，政府收支赤字率围绕10%波动。2008年之后，三种赤字率均有较大幅度的跳升，政府收支赤字率围绕15%波动。政府收支赤字率1980～2008年间平均值8。8%，2009～2017年间平均值15。2%。三是应用经济学、博弈论理论，构建了财政风险形成机制模型，证明地方政府都举债是地方政府博弈的纳什均衡，地方政府债务具有无限膨胀的内生机制，中央政府对地方举债往往采取财政机会主义。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的最大容忍度主要受举债的挤出效应的影响，偿还税率高低对其没有实质性影响。四是对影响财政风险的5个定性方面的因素进行了量化，构建了一组分析财政风险原因的模型，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政府收支赤字率是最能反映真实赤字水平的指标；地方经济竞赛对财政风险的影响非常复杂，一方面会导致地方政府以债务积累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控制赤字率的过快上升。财税体制不合理和预算制度不完善也是财政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五是从建立赤字率和债务的警戒线、改革中央与地方财税关系、改进政府激励约束机制等7个方面提出了控制财政风险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