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编撰，以“中国传播创新”为主题，分为总报告、社会传播篇、政治传播篇、跨文化传播篇、经济传播篇、媒体传播篇、资料篇七个部分，运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深入研讨2017年社会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经济传播、媒体传播等领域传播创新的智慧、思维与方式方法，评估代表性案例，剖析与反思问题，提供因应之策，为中国传播创新实践提供新思维与新方法。

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信息需求的扩大以及媒介系统的发达，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呈现越来越活跃的状态。中国传播在社会传播、政治传播、跨文化传播、经济传播、媒体传播等领域有着迫切的创新需求，亦拥有创新活力。评估中国传播创新，反思和导引中国传播创新，发掘中国的传播智慧，是重要而迫切的研究课题。

总报告从文化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新秩序的维度界定“中国传播”的概念，指出当下中国传播创新是一个基于互联网传播形态的传播体系，表现为社会传播、政治传播、文化传播、对外传播、媒体传播的融合结构。基于对2017年社会传播、政治传播、文化传播、对外传播、媒体传播等领域代表性案例的分析，报告提出评估中国传播创新的向度：宏观层面的评价指向是否降低了信息的不确定性，是否拓展了公共的交流空间，是否促进了可沟通世界的建构；中观层面的评价指向传播组织或传播主体向度、内容生产向度、传播方式向度、社会连接向度；在微观层面，需要考察具体的案例及其创新价值。同时，总报告对中国传播创新进行了反思，指出某些具有商业诉求的传播创新在特定时间内“占领”了公共话语空间，新闻传播制度创新乏力，新技术的应用带来不少社会问题，事件性的传播创新突出但日常性的传播创新不足，等等。因此，传播创新需要不断回归创新的本义，不断拓展公共交往空间和重建社会连接，不断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社会传播篇、政治传播篇、跨文化传播篇、经济传播篇、媒体传播篇等专题关注公益传播创新、传播制度创新、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创新、特定群体文化（女书）传播创新、新媒体传播创新等重要命题，剖析了传播创新的社会条件、实践基础与社会效应，基于案例分析探究了传播创新的多种可能，反思了中国传播创新的可能路径与方法。例如，研究发现，2017年，传播制度供给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较强的“凝聚力”，但“适应性”不强，亦有一定的“僵硬性”。2017年，我国跨文化传播创新实践体现在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平台创新三个层面，但仍需要牢固树立起跨文化传播创新意识，抓住重点推进跨文化传播全方位创新，在实践和学习中拓展跨文化传播创新路径。再如，运用民族志法研究裕固族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场域，作者发现，裕固族已建立一个包括网络社区、仪式场域、学术场域、教育培训场域、演出场域、产业场域等多元而又立体的活态传承场域系统，网络社区是这个系统的重要节点，年轻人是文化传承的主要争取对象，知识精英是文化传承的意见领袖，他们共同为裕固族文化的传播建立了新的连接。基于对城市文化空间的女书传播的研究，作者发现，城市文化空间为女书开辟新的传播空间与建立新的社会连接提供了可能，但需要警惕重书写、轻吟唱，重形式、轻内涵的危险，并注重发挥女书发源地传承人的作用。

本皮书关注中国传播创新的实践与前沿话题，致力于基于在场的观察和第一手材料发掘中国传播智慧，为聚合的中国传播创新提供导引。例如，在技术创新层面，2017年中国智能传播技术体自身进入了创新爆发的“加速带”，正在推进互联网的演进，并将重构“在线社会信息传播系统”。

创新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其本身需要接受这样的拷问：这是真的创新吗，能够打破何种旧的现状？有些做法是否“为了创新而创新”？这些问题涉及如何评估中国传播创新。基于对中国传播创新的考察，我们期待在实践层面思考组合不同的传播创新因素，从而推动中国传播实践的“融合创新”；在理论层面探索如何发掘中国传播的原创性思想，从而推动建立中国传播创新的理论体系。